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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吃完了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之后，带着猎奇和寻求刺激的心态进入赌场各自试试手气。我试着玩了几下老虎机后就感觉到索然无味，所以兑换了300元美金的筹码去玩21点。21点有许多牌桌，大多是以最小下注限额为区分，我注意到，最小下注额为60美金的桌子最为紧俏，大约是数目比较适中，适合许多人的需求。
21点起源于16世纪的欧洲，又称“BLACK JACK”；简单说就是使你手中所有的牌点数之和不超过21点，并且仍然比庄家手中的牌更接近21点，赢得游戏。它是一种以运气成分居多的游戏，但是有经验的高手，可以计算出牌机率，提高获胜的机率。
我一直认为自己在21点方面算得上高手，结果一上阵就发现力不从心。我发现庄家的水平远远比我想象中更高，而周围的玩客也都个个经验丰富，我开始坐在起头第一个位置，但是很快就在众人责难的眼光下调换回了中间，因为头尾的人的判断和决定直接会影响赌局的变化。我很快输掉了手里的筹码被迫退出了赌局。我极不甘心地又兑换了300美金，但是结果依然悲惨。
待到入夜的时候，我已经输掉了将近2000美金，以当年我的收入而言，我已经输掉了差不多半年的工资，换言之，我几乎输掉了自己在美国工作期间的全部补助的余额。我汗如雨下，开始意识到自己当年在“百天”的婴儿时期抓彩的预示开始应验。
视线模糊了，我却在一片朦胧中清晰的看到了自己，那个刚刚学会走路的自己。
我看到自己正在蹒跚着走向那个挂着玩具的摇车，意志坚定，表情坚毅。
我记事早。这是我妈说的。
我知道，她说的没错，我记忆里面保留的第一个场景就是爸爸妈妈去送客人出门，然后我在爬行的过程中跌下了那张高高的床，发出一声闷响。
所以，从我自己独立生活之后，我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撤掉了床架，直接将床垫铺在地板上。
直到现在。
然后的记忆就在“抓彩”上，其实许多地方都有着这样的习俗，让孩子去抓一样他喜欢的东西，以此来判断其将来的前途。
我抓了本书，所有的人都很开心。
如今，我才明白，为什么我逢赌必输。
我不想空着手回家，更不甘心将这次出国的补贴收入贡献给美国人民，我咬咬牙，拿着剩下的五百美金向筹码兑换处走去，我感觉得到自己脚步的沉重。
12
我换筹码的时候遇到了贾总和两位总工，他们也在兑换，不过是拿筹码兑换现金，看样子收获颇丰。我问他们一直在玩什么，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老虎机。我有点纳闷，那有什么好玩，纯粹是搏运气。他们也很纳闷：来赌场不是为了赢钱么？赢了钱就应该开心啊。我想想也是，同时因为他们的话感到沮丧。
贾总指指手上的表：“东楼，时间差不多了。”我明白他们是要去看这里闻名遐迩的大型脱衣舞表演，时间还剩下不到一个小时。我跟他们说在楼下的咖啡厅等我，我半个小时后一定来。
贾总点点头，嘱咐我见好就收。我笑着答应，心想我倒想见着好啊。我迅速将手里的钞票换成了筹码，毅然选择了最小赌注为100美金的牌桌。100美金的筹码是黑色的，我攥着5个筹码向牌桌走去的时候，手心里居然满是汗水。几年后，我在澳门陪客户一万一把地赌“百家乐”的时候，我都没有因为恐惧或兴奋出过汗，我甚至曾经怀念过当年那个手心出汗的日子。
此刻的牌桌人开始变得稀少，尤其是赌注额稍大的更是人少得可怜。大抵是许多小赌的人去看表演，而真正赌得大的人又在贵宾室赌。这张牌桌的荷官居然是个黄皮肤的年轻人，但我无法准确判断他是否中国人。我坐下来，他冲我微笑，显得十分友善。我报以微笑，并且主动用中文跟他打招呼，他回答得也很迅速，而且是纯正的北京话。
牌桌上只有我一个客人。
我将一个占满汗水的黑色筹码放在台上。开始发牌。
对方的第一张牌是“4”，我的则是“K”，我感到自己运气不错，接下来，他拿到了一张“3”，而我拿到的则是一张“4”，我感到有些郁闷。我要求他继续发牌，他抬眼看我：“Are you sure？”
我坚定地点头。他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扫了我一眼没有出声。接下来他拿到一张“9”，而我则拿到了一张“10”，爆了。
我感到一阵沮丧。年轻的北京荷官开始轻声地跟我聊天：“来这里公干？”
“是的。”
“今晚手气不好？”
“不好！”
“输了多少？”
“2000多。”
他点点头。接下来的一局，我又输掉了，而在最后一张令我失望的牌之前，他又问了我同样的话“Are you sure？”。
第三局的时候，当他再次问到我同样的问题时，我脑子里激灵了一下，抬头看他似笑非笑的表情，我摇头：“不要了。”他笑：“Good！”我赢了。接下来的几盘，我按照某种默契，几乎十有八九可以获胜。我手里的筹码迅速回到了15个，这时候，他轻声地说了一句：“我要交班了，最后一局。”我愣了一下，旋即将手里的筹码全部放在台上。
当我把30个筹码纳在手里时，我数出了五个推给他作为小费，他看了看我，从中间拿出一个剩下的推还给我：“祝你好运，哥们儿。”
我握着失而复还的筹码发了一会儿呆，有点恍惚。我迅速将筹码兑换成现金去找贾总他们会合。时隔多年，我还记得这个北京的哥们儿，而且，日后我也了解到，他这样做分分钟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我记得他跟我说他还在读博士，事情过了这么多年，我想他也应该读完了自己的学位，不知道他是否回到了我们的祖国。
我跟贾总他们一路向表演的剧场走去，路上开始看到大量的“STREET WALKER”；她们纷纷搔首弄姿，向路上的行人兜揽生意。看到我们的时候，一个金发女郎踏着丁丁丁的高跟鞋走到我们面前，居然开口说出了蹩脚的中国话：“来来来，看一看。”我们相视一眼，颇有点目瞪口呆。接下来的话才让我们大跌眼镜，那个金发女郎扭动着她前突后撅的身材很生硬地说到：“很便宜，有发票。”
这样的感觉在我后来去兵马俑游览时才又找到了相似的感受。我看到我们的农民兄弟们用夹着浓重陕西口音的英语，不停地忽悠那些外国游客：“孬伊客死盆希武，骚妻普。”然后用娴熟却蹩脚的英文数字讨价还价，把一个又一个小土人（兵马俑的仿制纪念品）以令人咂舌的价格出售给那些热爱文物的傻帽。
第六章】握紧刀锋
01
石方听得哈哈大笑，旋即才明白我为什么给他讲这个故事。
“奶奶的，有发票，哈哈。”
我冲他扮了个鬼脸就昏昏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颠簸后，石方拍醒了我，飞机已经着陆在武汉的天河机场。
武汉的出租车是一顺儿的神龙富康，还有一些就是“卡的拉客”（电动三轮）。我们胡乱叫了一辆出租上去，告诉他去武汉XX大学。我们走出机场的时候已经是黄昏，北方的冬天黑的早，还没到武汉XX大学，天就彻底黑透了。快到学校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交通堵塞，我和石方饥肠辘辘，郁闷不已，只有打开车窗，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风冷飕飕的，我的手冻得冰凉。
终于到了学校，我们让车直奔学校自己的附属酒店，其实就是他们的招待所。由于武汉地理情况特殊，几所高校都不在武汉市区，我们根本就没可能在市区找一家星级酒店下榻。我倒不是挑剔酒店的级别，主要是害怕暖气供应跟不上，在这湿冷的气候里我可真的是要痛不欲生。就在我们下车的时候，天居然还下起雨加雪来。
走进大堂，我直接就跟服务员要最好的商务套房，以便外面的客厅要用来面试。询价之后，原来这样的房间也不过200多块，十分实惠，但是这就让我更加担心它的取暖设备。
跟着服务员一进房间我就感觉到潮湿的冰冷，忍不住立刻大声抗议。服务员解释说暖气还没开，并随手在墙上胡乱地按着几个开关。我们姑且信之，扔下行李，从皮箱里拽出围巾缠在脖子里去找地方吃饭。
根据服务员的指引，我们飞奔到酒店附属的餐厅，里面的暖气烧得一点都不暖和，我差点没哭出来，这可怎么办。我看了看石方倒是一脸坦然，若无其事。
要了一个酸辣汤，一条红烧武昌鱼，一盆水煮牛肉，一大碗热干面，我们俩甩开膀子开始狂吃，很快吃出一身汗来，这才觉得舒服不少。在我的提议下，我们要了一瓶五两装的黄鹤楼，又点了俩凉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