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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没有找到徐阳。也没有找到傅国忠。我又问他，你贵姓，他仍然不肯告诉：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他的口气很不耐烦。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给我个答复，否则，我将以我的方式采取措施，我一定要弄清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拖个没完没了。我这是先给你们通报一下，别怪我到时候做出来与你们不利的事情。我越说越理直气壮，似乎带有威逼成分。
对方的口气显然软下来了，他说会尽快给我回话。
果然我的这种理直气壮口气收到了效果。我是下午三点打的电话，不过半小时吧，我就接到他们的回复。电话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张代恩打来的。他口气是谦和的，头一次令我感觉舒服。他说他们争取尽快跟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他语气有些委婉地说，其实他们已经完成任务了，他指完成任务可能是指他们纠正了管辖的错误裁定。不过，他又说他们有责任再帮着问问，催催，从中协调一下。他好像在帮我的忙，而不是他们应尽的法律义务似的。话里话外，拖了这么久，他们不将裁定书给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也不催促返还卷宗倒没有任何过失，而现在这时候肯于帮我忙，我还得感谢他们似的。他可真会说话呀！我心里并不痛快，但是，毕竟他说话口气很是客气，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末了，只能说，那我等着你们的准信儿。
3月4日，张代恩又打来电话。他问我，这期间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找过我？我说从没找过！他说，他们正在与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联系，他让我再等些时间。他问我，什么时候到北京来？
他好像特别关心我去北京的时间。我说，我随时可能过去，最迟，也不会超过月底的！我的律师说，这回你的电话肯定奏效了。他们特别在意你去北京，因为北京正在开两会（人代会、政协会），你这时去，他们怕你上告。这就是天时，这就是中国特色。聪明的打官司人，是应该善于抓住这种机遇的。
果然，我的律师的话应验了，没几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给我打来电话，她说，这个案子拖得太久了，我们觉得不能再拖了。她还跟我说了开庭的时间定为5月13号。到时，她说会给开庭通知的。
我是4月3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报到的。我在北京期间，去中院取回开庭通知，也给他们送去了有关证据材料。当时，已经是进入了非典时期，北京街头杳无一人。我戴着两个口罩，捂得严严实实。出租车上的广播格外令人恐慌：说是二小时前有一男一女乘座的士，去往某某医院，男的多大的年纪，女的有什么特征，哪位司机拉到这两位乘客请马上到什么地方去云云。我当时敏感地注意到我的出租车司机的表情，我在想，假如说的就是我乘坐的这辆车，那么这个车内就会有非典病菌的。
打官司的滋味儿（21）
到了方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收发室里的人极少，偶尔见到的人也一律用口罩捂得面目皆非。入口处还有机场安检的措施，看上去，没有一丝温情。想想自己的官司拖了这么久，偏偏拖到了非典时期，非典时期是不应该出门的，而我又不得已冒着被传染非典的危险而为之，越想越沮丧。
法官这时从里面出来会见我。她戴着大口罩，我只能看到她的一双眼睛。她还戴着手套，她在接过我的证据材料时，白手套显得格外明亮，像蒙着一层霜。我这是头一次见到与我通过无数次电话的女法官，我无法看清她的面容，但她年轻得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非典，开庭的时间顺延了。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我也由北京回到了沈阳。从北京回去的人被视作洪水猛兽，我被软禁家中十多天。到了六月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电话通知我开庭时间确定在7月24日13时30分。
这时候，我似乎已经麻木了。到了开庭时，我没有出席，我的律师全权代理。张建伟也没有出庭。开庭前，法官给我打电话，说对方要求庭外调解，问我是否同意，我说同意。
我的律师到了北京后，对方也提出要调解，我的律师也说同意。但是，一谈到调解条件，他们连最起码的侵权都不承认，调解只能流产。
开庭之后，一些记者给我打电话要采访我，我已经心灰意冷，我一概让他们找我的律师。
大概是开庭后第三天吧，审判长刘法官打来电话，她说，张建伟的律师还是希望庭外调解。
我说，他们不是不同意调解吗？审判长说，他们一出庭态度就变了。他们还是希望让我跟你商量一下，他们说你的律师态度太强硬了，希望跟你说说。
我说，你看呢？法官说，这个权利在于你。我沉默了片刻。我觉得他们翻来覆去想调解，真正到了调解时，他们又是另外一副面孔。但是，既然法官出面了，我就做到仁至义尽吧。
我说，你觉得能调解吗？法官也想了想说，要不这样，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也算仁至义尽？我说，那好吧。
过了几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是陌生的：
“你是刘元举吗？”我说是的。
“我是张建伟。”
我说什么？对方重复一句：“我是张建伟呀！”
我说别扯了，你别冒充张建伟了。
对方笑了：“我真的是张建伟。我在青岛拍电视，给你打电话。”
我说，我还以为哪个哥们儿冒充你打电话寻开心呢！
这样一来，我们的谈话显得非常轻松随意。
他说，开庭时他没出席，我说我也没出席，他说他知道。他在电话中提出希望和解，我又一次同意了。他问我近期是不是在沈阳，我说可能出去三两天吧，基本上都在沈阳。他说等双方律师研究定个准确时间吧，我说可以。
这是张建伟头一回给我打电话，我不应该怀疑他的动机。即使怀疑，我也不应该拒绝。
过了两天，他的律师打来电话，与我的律师商量和解的事儿。地点嘛，自然定在沈阳。商量的时间是本周内。当时是周一。本周内，就应该周五以前吧。我们等着他们的到来。我想，这一回，他们可能没啥侥幸心理了，所以才想着和解吧？
但是，到了周五这天，他的律师才来电话，他说，下周吧。这周二、三两天，张建伟忙不开，有事儿，周四、五，是他这边有事儿忙不开，就只有下周了。赵星奇说，下周也应该有个准确时间吧？不能拖得太长了。对方说，那就周二吧，我给你打电话。他问我的律师：你们能不能说说有点什么想法呀？赵星奇说，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没有什么。得听听你们的想法呀！对方显然在试探，然后就定了，下周二电话再联系。
到了下周二时，对方律师没有如期来电话，我的律师只好给他打电话。他首先问我的律师，有没有什么条件，最好先说说，否则，老远的去一趟沈阳也怪费事的。我的律师说，那得你们提出条件。对方想了想说，张建伟使用了刘元举的著作没有经过刘元举，这显然是不对的，张建伟要向刘元举道歉，但是，刘元举给媒体说了那么多伤害张建伟名誉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张建伟道个歉呢？！
我的律师一听，这哪是话呀！就这个态度还有什么可和解的呢？你抄袭人家的作品，人家如实说了，难道还得给你道歉？岂不是强盗逻辑？！就像你偷了人家东西，人家告诉别人说你偷了，而你却因为将你偷东西的事实披露出去，也构成了道歉的理由？！亏他能说得出口，这叫什么和解？
至此，和解的大门永远关闭了！
我的律师认为这纯粹是强词夺理。看来，他们又一次耍弄了我们。于是，我们只能给法官又打去电话，如此这般陈述一气，于是，只有等着法院的判决了。我真不明白，张建伟既然没有任何诚意，他还要求什么和解？这可能吗？！事到如今，他还不知道面对自己的错误？他是抱有什么样的幻想呢？他到底怎么回事？
在双方交换的证据当中，我终于读到了张建伟亲笔写的《采写〈蝉蜕的翅膀〉一书前后》的文章。这篇作为证据交给法庭的文章是一份自供状，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这种侵权经过的认知。
打官司的滋味儿（22）
“《西部生命》一书作者刘元举诉讼我在《蝉蜕的翅膀——秦文贵的故事》一书中侵犯其著作权一案，至今已经两年半了。
“此前，许多媒体和网站发表了许多未经核实的、对我进行不负责任的诽谤性文字，使我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