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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不感恩于邓公在桑榆未晚时提出了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决策，也使得他像许多当年的老前辈们一样，被抚慰在当年那个唯霞满天的改革春风下，在我党吹响清理“三种人”的号角之时，老部长非要把季善扬在文革期间的作为（虽然那也是许多人在那个年代都有过的表现）拿来上纲上线；其唯一的坚定目的就是如果没有春风迎他到这里，就算是他豁出老命，拼上最后一口气，也还是无法找到杂志仇的好时机。如今正值百废待兴，如不毕欲将季善扬驱除革命营垒而后快，他又岂能为自己的革命生涯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可怜季善扬也就只有毫无保留余地的在被同样不明不白的厄运的捉弄声中，被顺理成章地开除了堪称是作为一个人政治命运的最为重要的生命线的党籍……
面对无法争辩的事实，季善扬就算是再长出三支嗓子四张嘴，也难以说清他当年的似乎也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愚蠢而过激的行为，曾经几度性格一向比较直率的他，就只有自认时运不济而无辜地栽在那场荡涤人们的形形色色的灵魂的大革命和灵魂大扫荡与大阅兵当中。
他之所以在那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表现不俗似乎也是基于他的出身。因为他的出身据说非常卑微，如果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理论来说，只相当于雇农中的下层。而这个阶层的特殊性，也是被人所共知的领袖在其成名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讴歌过的，无疑是农民中最具有革命性的农民阶级中的杰出代表阶层。这似乎也就决定了，作为出身于这一特殊阶层的季善扬，不但从祖上就算到了他这一代也是饱受“革命”给他带来的诸多机会和由那样的机会而产生的荣耀感，再由荣耀感而升腾起对于革命的长久自豪感和神圣使命感，并由凡此种种而渡过的许多美好幸福时光，甚至更由于革命给他带来的永远令他无法停止兴奋的精神陶醉，使他的精神仿佛早就已经凝滞在了那样曾经让他一直兴奋异常而无法从中摆脱出来，哪怕就算是到了各种“革命”风潮渐渐淡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视野的时候，他仍然还是停留在被那样的兴奋与冲动燃烧着的精神，无法适应后来进入新时期的国度的逐渐趋于缓和了的而不比从前的“政治生活化”的“政治非生活化”时代……
比如说，他是一个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但却可以在那个年代被保送上大学，而且在学校入党，尤其是在毕业之后，还被分配到了党的要害部门工作。但此一时彼一时，他的幸福时光基于搞运动的年月，而到了我党拨乱反正进入新时期以后，幸福感便离他愈来愈远，曾经的使命感也像是对他投之以让他明显意识到的明嘲暗讽。
接下来，虽然季善扬还一直在宣传部工作，但其命运则是处于上上不来，下派又派不下去的尴尬境地，不然他也便不可能与当时除了对于期刊事业堪称无比执着，就各个方面来说还都比较单纯的游东方走到同一艘战船上来，并且堂而皇之地成了他表现在公共层面上的名副其实的合伙人。如果不是闻天明的推荐，游东方便不能与他相识……当时的游东方似乎也是出于对闻天明的信任和对季善扬命途多舛的同情，他们便这样鬼使神差地走到一起来了，这无疑为给他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不便埋下了原本并不应有的伏笔。
不管怎么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季善扬始终还是能够做到原则性地与游东方站在同一条线上并坚持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他最多也就总是向游东方要这样那样的所谓人、财、物的一些权力，只善经济之道和学术之道而并不善于权术之道，更无暇于烦琐事物困扰的游东方倒也觉得他的要求无伤大雅，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还是给了他尽可能的权力，没想到他这样的做法却适得其反，不但在无形中助长了季善扬的骄气，也导致他缺少内敛性格的更进一步升级，和无限制地追求权力欲望的土壤的逐渐形成与扩张。
对于季善扬的不幸遇害，从主观到客观，从客观而幻化于无形，游东方总是觉得与他还是存在某种似是而非的联系，就算没有他的直接责任，也存在间接责任，排除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也存在用人失察的责任，甚至与他对他过于骄宠放任纵容都不无关系。就算对他的个人私生活无权干涉，但致使具有这样人品的人与自己走到同一条路上，被无情的历史记录为：缺少鉴别人才的标准尺度和缺少识人的敏锐眼光。而能够使具有如此行为操守的人长期在主要领导岗位上工作，就算他没有直接领导责任，也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尤其是像这样的人竟然还能时不时地拿出一纸“契约”，作为向他要权力和制衡他权力的杀手锏，怎么能够证明游东方不负有用人不当的领导者的责任呢。
季善扬活着的时候虽然总是在工作上给他造成这样那样的不便，和意想不到的麻烦，但突然间失去了这么一位与自己相处十多年的老搭档，反倒有一种莫明的缺失感，这却是令他所不曾想到的。虽然不能否认，在创业之初，他还是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虽说不算是卓有成效，但在关键时候他还是与他站在同一条战壕里，至少还是表现出了以大局为重的合作精神，即使算不上是完全的合作愉快，但也不是像后来事业发展壮大了，就开始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处处无往而不掣肘的毛病。虽然他的掣肘给他在许多工作上造成了不便，但至少无损于事业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这一主流。只是随着事业的发展，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人也就开始变了，总是嫌自己的权力不够用，总是没有节制地向他索要该要和不该要的权力，这似乎也正应了马克思的那句名言：“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
权力是什么？对于真正干事业的人而言，权力最多也就是一个用来追求与进取的手段，领导他人的代名，权力只有对于贪婪的人才是用来谋取私利的印把子，对于公共的利益，权力充其量是一种无形的象征而已，尤其是对于媒体而言，哪来的什么权力，媒体的权力如果一经乱用起来无疑就会成为某些行为不轨的人拉大旗作虎皮的金字招牌，怎么是可以随便乱用的呢？对于媒体而言，权力的最高功用最多也就是用来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象征物罢了，这就决定了，作为媒体中的人，时时刻刻都要以珍惜自我的形象与声誉，责任、权力与道义、良知为己任。你可倒好，给你一点权力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到处招摇过市，就好像你真的有巨大无比的权力似的，就好像你伸出一根指头比别人的腰还粗似的，正事不干一天到晚管我要权力，不给就和我无理取闹，我能给你的什么都给你了，可你总是没有满足的时候，到头来不但破坏了杂志社形象也毁了自己。
论年龄你是我老大哥，就算我没有资格劝你，可你也不能总是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啊，还让我怎么劝你嘛，我让你稳重一点，一把年龄了，你可倒好，什么：稳重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我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你比我更懂得稳重的重要，还让我跟你学着什么叫老道。不珍惜自己的名声也该珍惜一下自己的身子骨，不替自己着想也该替自己的身份想一想，就算不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身为领导者也不能太没有当领导者的样子，如果不离开机关早就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还能经得起多少像你这样的瞎折腾。能说的好话都让我说得厌倦，说得不耐烦了。你活着的时候我处处担量、忍让你，你还以为我怕你、离不开你，好像我这辈子真的就是该你、欠你的。
虽然你名誉上是这张在全国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杂志的第二当家人，但你究竟为她做了些什么呢？你和那些兢兢业业，作风正派的同仁相比，难道不愧疚吗？你哪怕就算是能找出一点可值得夸耀的贡献和成绩我也算是服了你，只能说你毕竟是在当年走马扬鞭之初，成为我名誉上的合伙人而已，但你与为了杂志社的生存和发展舍生忘死不争名不讲利那些比比皆是的同仁相比，你身为领导者，却不能给大家伙带个好头，不但从来就没有干过值得人们想起的好事，到头来，却以如此没有道德操守的行为导致的结果收场，让那般狗媾男女把你搞得魂飞魄散，让我怎么向不了解内情的人交待，我们是干什么的？让人说我们外面光滑内里虚，哦，原来就是因为你一条鱼弄腥了一锅汤？不让你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