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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1723—1746年，这是亚当·斯密的求学阶段。最初，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14岁时，他考上了位于当时苏格兰工业中心的格拉斯哥大学，所学专业是数学与哲学，在完成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后，于17岁转入了牛津大学。遗憾的是，在牛津大学，亚当·斯密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惟一的收获是阅读了大量格拉斯哥大学没有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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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2）
第二个阶段：1751—1778年，这是亚当·斯密事业发展的阶段。在1764年之前，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过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而且负责学校行政事务，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并获得学术界的极高评价。1764年，他辞去了大学教授一职，任布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在这段时间，亚当·斯密结识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代表魁奈与杜尔阁等名流，这对其经济学说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1767年，他辞去了私人教师一职，返回自己的家乡克科卡迪专心创作。1768…1773年完成了《国富论》，并用三年的时间来润饰此书，《国富论》在1776年3月出版，引起学术界的轰动，整个欧洲和美洲为之疯狂，这本书为斯密赢得了“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这两项荣誉称号。
第三个阶段：1778…1790年间，这是亚当·斯密的政治生涯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与母亲定居在爱丁堡，1787年他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并在1787—1789年担任该校校长职位，同时担任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与世长辞，享年67岁。
在亚当·斯密的一生中，他的母亲对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而母亲没有再婚，可以说，亚当·斯密是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成长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也使得亚当·斯密养成了非常古怪的个性。他的性格很内向，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想事情也容易入神。此外，亚当·斯密在陌生的环境里发表文章或演说时，会因为害羞而口吃。最能体现他性格怪僻的举动就是，在临终前，他将自己所有的手稿都付之一炬。
怪僻的性格也让亚当·斯密拥有着与他人迥然不同的独特友谊，他一生最好的朋友是大卫·休谟。两人相距很远，但他们用持续的通信来保持联络，这份友谊坚固而伟大。在他们之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亚当·斯密在1773年初步完成《国富论》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衰退，他深怕自己历时9年的著作会因此而付之东流，于是就指定大卫·休谟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在《国富论》刚刚出版两个月后，大卫·休谟就因病去世，而令人感慨的是，大卫·休谟在1776年制定的遗嘱中，也指定亚当·斯密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看出，这两位伟大人物之间不平凡的友谊。
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后世的经济学家们把《国富论》看做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于1776年出版。这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划时代的不朽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西方经济学历史上，《国富论》是一部光辉的著作，是18世纪经济思想的巅峰。全书一共有五篇，各篇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篇是《论劳动生产力改进的原因，及其生产物分配于人民各阶级所依照的顺序》，主要介绍了“劳动、分工、交换、（交易）货币、物品价值、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的劳动价值论，分析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且分析了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问题。在这一篇里，亚当·斯密以分工为起点，研究交换、货币与交换价值，并且对财富的分配状况也就是工资、利润与地租进行了分析。
第二篇是《论资财性质、积蓄及用途》，讲述了“资财的性质及分类、（资本货币）积蓄的方法、利息的升降、资本的各种用途”。在该篇里，亚当·斯密从资财中区分出资本这个范畴，分析了它的性质，区分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形态，也就是工业资本、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问题。在这一篇中，亚当·斯密还研究了资本积累的情况，并且分析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
第三篇是《论各国富裕的不同演进》，亚当·斯密以“富裕的自然演进，罗马帝国没落后，欧洲古代各国农业的衰微，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城市商业对于促进农村发展以及对社会的贡献”为主要内容，论述了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问题。在该篇里，亚当·斯密研究了国民财富怎样增长的问题，探讨了中世纪欧洲农业的衰落及对社会繁荣的影响问题，分析了促进与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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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经济应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3）
第四篇是《论经济体系》，在这一篇中，亚当·斯密论证了“重商主义体系的不合理、（批评了）重商主义为了确保自身利益的目的而使用各种方法妨碍分工自由发展、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意义和农业体系（重农学派）”，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一篇里，他批判了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也认真分析了重农主义的思想体系。亚当·斯密指出，贸易统制的理论阻碍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从而强调经济上应该自由放任。
第五篇是《论统治者或国家的收入》，研究了君主或者国家的收入问题。在该篇里，亚当·斯密论述了国家的财政对国民财富的影响。他将财政支出分为国防、司法、政府本身开支以及教育等几方面，主张实行廉价政府，减少政府的开支，同时对工资、利润与地租进行公平征税来增加国民财富。
在这本书里，亚当·斯密比之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的内部联系，让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表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国富论》的核心经济思想，就是告诉人们自由市场拥有自行调整机制，会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商品。比方说，在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时，它的价格就会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而为了追逐高利润，其他生产商也会竞相加入这个行业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一方面能够缓和原来供应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商之间的竞争，供应增长会导致商品的价格降到“自然价格”即其生产成本，在这时利润就非常小甚至为零，于是生产商就会退出这个领域。接下来就又会重复上述的过程，在这个期间，没有人是有目的地想通过消除短缺来帮助社会，然而问题却得到了解决。亚当·斯密这样解释，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帮助实现另一种目标，这种目标并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东西。通过追逐个人利益，增加社会财富、增进社会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成社会效益时所能够得到的那一种要更好”。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提出人性是自利的，他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我们针对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也从来不对他们谈起我们的需要，而只是谈到他们的利益。除了乞丐，没有人愿意以他人的恩赐为生。”而且，他的《国富论》就是从利己的本性出发来论述利己主义的利益观的。他主张“对每个人而言，只要他不触犯法律，都应该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但是亚当·斯密也强调“自利”并不等于自私，更不等于贪婪。在亚当·斯密看来，自利或利已是个人行为的出发点，而自私或贪婪会因为追求私利而不惜借助一切手段甚至伤害别人的利益，从而把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