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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志罡：一个人的顺驰，一个人的命运（2）
之后的事实证明，虽然那批二十七八岁的地方老总不乏人才，出了问题的却也不在少数。房地产开发需要巨量资金，一次头脑发热的举牌竞价，就可能使整个公司陷入资金困境。最终，一批年轻的经理人黯然下课，而一些创业*的离去也与此不无关系。
一个人的顺驰
说顺驰是孙宏斌的企业，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股权谁属，而是孙的性格已深深浸透了公司。这个规模近万人的大企业，从上到下，无不浸染着这个人的性格和气质。连顺驰员工说话的惯用语，都与孙宏斌如出一辙。
虽然，成功的企业总是难免打上创始人的深深烙印，而创业领袖的个人魅力几乎是一切成功企业不可或缺的竞争要素。但顺驰的异于常人之处在于，它将这种特质推到了极致。
整个顺驰，就像一个放大了的孙宏斌；每个顺驰的员工，都像一个小一号的孙宏斌。孙宏斌的模样，就是整个顺驰的模样。
我相信在内心深处，孙宏斌是一个笃信“人定胜天”、“精神胜物质”的人。靠了自己的激情和才干，他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创业奇迹，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甚至有理由迷信自己。但他忘记了，企业毕竟不同于个人，个人的激情可以持久，企业的激情却注定昙花一现。当激情退却，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房地产开发是高风险行业，孙显然漠视了风险；盖房子看似简单，实则技术含量很高，孙也漠视了操作难度。这是顺驰遭遇销售困难的根源。
3年前的顺驰，携天津之威横扫全国；今天的顺驰，又不得不尽全国之力死保天津。进退之间，顺驰雄心受挫后的无奈已是昭然若揭。
一个人的命运
孙宏斌是20世纪60年代人。言者有云，这个时代的人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英雄情结。他们更喜欢做大事，而不是赚大钱，更愿意指挥千军万马，而不是躲在家里数钱。孙宏斌是一个典型的60年代人。
孙宏斌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早在“联想”时代，孙就带领手下狂飙突进，使柳传志在惊骇之余痛下杀手，令其入狱长达4年。
但孙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没有因此意志消沉。甚至，他还想明白了很多事情，“什么都想得开了，对失败的承受能力更强了”。刑满出狱，孙宏斌第一件事就是请柳传志吃饭，化解当年的误会和怨恨；第二件事是去天津做二手房中介，从头再来。
孙宏斌甚至没有因冤狱而变得世故。他依然口无遮拦，依然毫不妥协，依然凡事搏到尽。
孙的性格中有豪赌的一面。他有押上所有筹码的勇气，也有全部输光的心理承受能力。与当年面对柳传志的最后通牒拒不让步一样，他决不认为自己的疯狂扩张是失败的。天津是根据地，回家疗伤是暂时的，他不会放过下一次押注的机会。
不论顺驰最终命运如何，孙宏斌都将在中国地产史和企业史上留下一笔。他既是典型的创业家，又在某些方面与时代格格不入；他的表现很另类，但骨子里很正统；他很宿命，却又在不断地挑战命运；他总是说些自相矛盾的话，但又在始终如一地做事。
在中国地产界这个热热闹闹的江湖，有了孙宏斌，的确多了一份精彩。无论结局如何，这是个值得脱帽致敬的人。
秦松龄：混合体冯仑（1）
（2006…03…24 17：53：08）
//blog。sina。/s/blog_475e0137010002th。html
说起话来，这是一个专攻下三路的人。但你不得不佩服，他把什么事都能说到那儿去，而且比喻还无比之准，听过后的人，往往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比喻能比这下三路更贴切。
当然，除此之外，接近他的人还说，他有男人的直率，大哥的包容，知识分子的斯文，企业家的执著。每一部分都是顶尖的，但却不可思议地混合在一起。
十五春秋似弹指，戏笑雨霜风。
2006年元月9日，长安街旁君悦酒店，在冯仑的召集下，万通六兄弟（编者注：指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潘石屹和王启富）“裂变”十年之后再聚首。而2006年，也正好是万通创立15周年。
“冯仑又回到了原来的领袖地位，关照着每一个人。”潘石屹在他痴迷的博客中这样写道。
落草为民
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成长于这个国家建立新政权后最动荡不安的岁月。冯仑正出生于那个年代的古都西安，他的出生地是一个文化气息浓重，又不乏民间生动语言的地方，古朴的历史和民间的诙谐在这里完美地融合。或许正是因为出生在这里，才造就了冯仑今天专攻下三路的准确和生动。20岁的时候，冯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又成为第二届正式大学生，1982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
冯仑30岁前的人生经历可能是同龄人中最成功的。1984年，他成为*中央党校最小的学员，从中央党校毕业后，留校任讲师，继而到体改委、*工作，30岁的冯仑已经官至正处级。
在“十万青年下海南”的1988年，冯仑被派往海南省筹建体改所，并担任常务副所长。然而，草创之初，既无拨款，又无经费，冯仑只拿到了一批彩电的批文。后来同在海南创业的潘石屹将批文卖了20多万，算是有了第一笔钱。
然而，造化弄人。冯仑很快就在体改所待不下去了，并再也无法回到体制之内。这个原本在体制内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不得不从此沦落飘荡的江湖。
“改革开放后，第一拨做生意的人是个体户和特权阶层，作为社会边缘人的个体户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做，特权阶层则做‘倒爷’。”冯仑说，“不过，第二拨人的起点已经高了许多，大多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当时叫‘下海’。”
“下海”并不是“下海南”的缩略，但冯仑一些人也确实从海南赚到了第一桶金。
“下海”之后的一年多，是冯仑最为艰难困苦的时刻。他先是回到北京，找到当时的中国社会调查所临时干了3个月，一共拿到72块钱。后来又经人介绍给牟其中做南德集团的总办主任。“也曾潦倒过，最惨的时候几个月工资都没拿到。”冯仑并不回避。
水浒大哥
1991年9月13日，中秋节。海口市中心道路的草丛中，万通的创业者们——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潘石屹和王启富，围坐在一起展望未来。屁股下压着刚刚领到的营业执照，兜里却只剩下了几百块钱。
与几乎所有那个年代初揭竿而起、权力结构缺乏资本力量支持的民营企业一样，初生的万通承袭了中国传统的组织模式。6个人当中，冯仑年纪最大，“下海”前又坐到了海南省体改所常务副所长的位置，而且当过那时还是传奇的牟其中的副手，自然成了头儿。“我们拷贝了《水浒》的组织结构模式，从1991年到1995年，我们谈论得最多的就是《水浒》。”
秦松龄：混合体冯仑（2）
在海南，“万通”的全称叫“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做的是“农业开发”的买卖。其实，1991年时的海南，所谓“农业开发”不过是地产开发的代名词。
万通运营初期所有的资金都是借款。与大多数民营企业早期历史一样，万通不是先有资本后有利润，而是先用贷款生出利润，然后才有资本。幸运的是，他们在半年内通过炒房掘到了第一桶金。
到了1993年，冯仑他们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海南当时有万家房地产公司，而在海南省600万人口中，城市人口不到100万，到现在，海口市本地居民也不到50万。你想想泡沫有多厉害！”冯仑说，“现在的泡沫，跟真正的泡沫相比算不上什么。”
冯仑带着兄弟们和钱回到了北京，找到华远，拿下了阜成门地铁站附近的那块地，请香港来的邓智仁做顾问。开发的万通新世界商城让大家赚了个盆满钵满，揭开了北京房地产开发市场化运作的序幕。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合伙时间长了，内部的分歧越来越多，到1995年，这种担忧在万通终于也成为无法挽回的裂痕。六人之间发生了“裂变”，三人要求退出。
新的解决模式仍或多或少地承袭了梁山好汉们“座有序，利无别”的粗犷风格：六人平分了万通的股权。冯仑至今认为，从一开始产权不明晰到明晰的过渡中，“平均主义”是比较好的做法。
冯氏哲学
有任志强的地方，就有掌声。有冯仑的地方，就有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