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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交流方面，我组织了澳大利亚第一支板球队访问中国。提到板球，一位名叫费尔·奥萨里文的澳洲老人长期以来的一个梦想就是，教十亿中国人打板球。在他的热情倡议下，我们先是安排了三位年轻的中国曲棍球运动员来悉尼几周时间，专门学习板球打法，后来又组织了澳洲国家板球队前往中国访问。板球队在中国期间，除了走访几个城市以外，还和一些外国驻华使馆的球队进行了几场表演赛。在队员们启程去中国以前，新南威尔士州体育部长和中国总领馆分别为他们设宴饯行。我因此有幸一睹鲍勃·辛普森和澳洲板球界其他传奇人物的风采。在中国领事馆的宴会上，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只是邦德集团的两名代表对于宴会中使用了富士达啤酒感到颇为不满。邦德集团是板球队此次访问中国的赞助商之一，本身拥有一些啤酒制造厂家。这两名代表向我提出抗议，坚持要我们换上他们旗下某个牌子的啤酒。鉴于此次宴会是由中国领事馆举办的，作为主人一方，我只有耸耸肩，对他们说：“对不起，你们的要求我们无法满足。”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9）
大约是在这段时间里，我逐渐意识到，外交官并不是我想终生从事的职业。我很希望自己能在别的方面有所发展。虽然过去的三年给我留下了许多非常美好的回忆，让我遇到了许多优秀的人，可当我看到从事外交行业二十年以上的成功外交官时，我对他们在人生中的境况并不很满意。虽然我非常喜爱作为VIP去参加电影首映；去歌剧院看芭蕾，听歌剧，听音乐会；去参加各种外交使团的酒会、招待会；向当地学校和各种机构介绍中国文化；代表祖国走访不同的国家，但我已清楚地看到，在这个事业上我能走多远。此时的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的愿望，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企业家，以此实现更多的人生梦想。
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我最终决定放弃外交官生涯，在自己三年澳洲任期结束之时辞去公职，开始新的人生道路。
当时，我的选择之一是去美国读书。即使在做外交官以后，我时常还会有一种冲动，希望日后能有机会到美国去读MBA。还有一个选择就是留在悉尼。我已经在悉尼生活了三年，这座美丽的城市有许多吸引我的地方。在领馆工作时，我也曾梦想过，有朝一日能在沃尔多夫酒店拥有自己的一套公寓，买一辆属于自己的汽车。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内心转变。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外交行业，确实是一件有悖常情的事。父母一直期望我能在外交官的职业上继续发展下去。这种预期也可以说是我以往人生轨迹的自然延续。我曾在最好的中学和大学学习，在美国一年的学习机会我丝毫没有浪费，做外交官这些年我也一直在勤奋地工作。父母自然期望我能延续以往的人生道路，在外交岗位上骄傲地为国家服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外交官的生活毕竟是相对安定和舒适的。外交官通常在国内工作几年，然后派驻国外几年。而永远生活在国外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父母都已经上了年纪，想到我的决定将使他们余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不能有我伴随在身边，我其实感到非常难过。此外，除了会说英语之外，我并没有什么技术专长。通过何种途径才能最终实现梦想，我自己也无法确切预见。但一想到我们将有可能自己把握命运，有可能创造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成绩，我就感到兴奋不已。人生中无限的潜力有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这种想法让我备受鼓舞。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我曾经前思后想，难以决断。可以说，最终是我对自己的信心和妻子对我能力的信任，使我下决心去勇敢、积极地面对内心的挑战，努力去创造一种新的、更美好的生活。在美国学习和在澳洲工作这几年的经历，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只要我们不怕吃苦，至少一切皆有实现的可能。澳洲是一个机会平等的国家。如果我在中国的环境下没有达到目标，我很可能会怨天尤人。在澳洲，如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只能责怪自己。
当我告诉家人，我将放弃外交官生涯的时候，他们都不以为然。最初，我对妈妈说的是，我将在澳洲留学深造。这样，她会更容易接受一些。我当时并没有告诉她，我希望从商的想法。
在中国的传统中，商人的地位一直不高。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金钱在人们心目中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鄙视，有时甚至被视为“贪婪”的同义词。经商赚钱在当时国内的许多人眼里，并不是一件特别值得尊敬的事。那时候有了一个新名词，做生意的人开始被称为“个体户”。这是个多少带了贬义的词。因为“个体户”并不被社会尊重。那时候，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在为公家工作，不少人对“个体户”怀有偏见，觉得他们要么就是没本事找到工作，要么就是不想正经做一份事情。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商人在人们眼里，是靠走后门、找关系致富的。一些人通过贩运走私货等途径牟利。这也给“商人”二字招来不少反感。我在国内时，并没有想过追求金钱上的成功。那时候，赚钱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字眼儿。别说赚钱，就连说到钱，我都会觉得有些不舒服。此外，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我毕业于最好的大学，而且还有机会出国，已经算是成功者了。那时候，在政府部门工作被视为最荣耀的事。我能逐渐抛弃自己最初对于商业和商人的偏见，以致最终决定走上从商的道路，是我在与世界接触之后，内心里实现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 想看书来
二。从迪斯尼到悉尼歌剧院：领馆奔驰的年代（10）
直到这时为止，除了在美国学习的那一年，我们一直是在父母身边或者在公家环境里生活的。这两种环境为我们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依靠。在国内，我和小叶结婚以后虽然各自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没有自己的住房，但每周末回到父母家时，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出国以后，我们在公家环境里第一次有了一个两人的家。如今这两种环境中的任何一种，我们都将不再拥有。父母亲知道，我们两人几乎没有什么积蓄，从此以后又不再有公家单位可以依靠，怕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在国外生存下去。我母亲特别怕我们在外面太受委屈。他们在各方面都为我们感到担忧。
我告诉父母，我和小叶会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同时也会在一言一行上把握好自己，永远不会做有损于祖国的事。我会遵守澳洲的法律，同时会牢记父母自幼传授给我的道德准则，努力做当地华人社会的表率。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会继续让他们为我骄傲的。
虽然我的话给了我父母很大的安慰，他们仍然对我决定离开他们期望于我的那种更为稳定、也更有意义的生活道路感到遗憾。即使如此，他们还是非常尊重我的选择。几年之后，当1999年9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上刊登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澳大利亚的报道时，父母看到了我和小叶在江泽*席身边的照片，为我骄傲的心情远胜过以往任何时候。因为他们知道，我这些年一直遵守着自己的承诺，没有让他们失望。他们了解我的为人。这正是我热爱父母的地方——只要我做的一切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都会支持我；只要我像自己承诺的那样，遵守法律和道德准则，无论我做出怎样的人生选择，他们最终都会愉快地接受。在从最初的错愕不解之中摆脱出来之后，我父亲有时会和人开玩笑说，他的儿子已经在澳洲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