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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有制经济往往是消费需求不足,只能靠投资刺激增长。实际上,国有经济也更偏好靠投资促增长,过去的苏联和计划经济的中国都如此。而私有经济体只要有较低的经济增长,就能带动很多的内需增长。
十七大报告中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这种政策意愿很好。只不过,在国有制之下,老百姓没有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因此,民营化改革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的根本性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问:那么必要性表现在哪里?
陈志武:表现在中国不能再靠投资、靠出口市场、靠扩大工业产能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为了经济转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落实,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请出来,让产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13亿公民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只有在民营化改革之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更旺盛,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2)
问:近些年国退民进式的改革,并没有造就多少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反而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壮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陈志武:原因当然很多。第一,2001年底加入WTO给中国经济带来一轮高增长,不管是国企、民企、外企,都能分享到部分WTO红利,因此,这些年国企的利润也在上升。可是,许多人没有看到这些年国企利润背后的这类原因,而是下结论说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对效率没影响,于是,“国退民进”停止,进而改成“第二次国有化”。第二,在行业准入、融资机会、融资成本以及监管审批框架上,多方面对民企歧视、对国企优惠。比如,像近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以控制贷款总额为具体目标,其结果是保护了国企,逼着许多民企因无法得到资金而关闭。另外,在行政、法律和司法过程中,由于国企的股东是国家,它们总能得到特殊的保护,这直接构成对民企的歧视,牺牲民企的权利。在这些环境下,民企当然无法与国企公平竞争。
问:谈到把国有资产分给全民,很多人会想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以及其所造成的寡头、失业增加等现象。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私有化就是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代名词。您对此有何评价?
陈志武:我走过这么多个国家,看到的情况正好相反,反倒是公有制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的社会不公最突出。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权力不受制约所致。1992年~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一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在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年~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之后,这些企业在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亏损仍然严重。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投资基金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企业股权过于分散的局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的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东欧国家。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3)
以上可以看出,人们对私有化的恐慌和对公有制的迷恋,是没有多少事实支持的。我们知道,发达的富裕国家没有一个是靠国有制富起来的,今天世界上发达的国家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俄罗斯的问题也不是因私有化券所致。中国目前的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公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明目张胆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到今天,还是连一份国有资产清单都没有,更不用说有经独立审计公司审计过的国有企业财务报表,给老百姓看。
所以,我要推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以前,“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缺位,或说是虚的。现在,我们应该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一个个“国民权益基金”,或者说就把国资委改名换姓成“国民权益基金”,然后,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13亿公民手中,让他们明确成为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易这些“国民权益基金”股份。
这实际上是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这是民营化。
中国今天要搞民营化,相对要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的人们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也有近18年的经验。要搞民营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营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问:目前中国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民营化,其中的*和权钱交易是肯定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政治改革和私有化是否存在先后的问题?
陈志武:在一个缺乏对权力进行*监督的社会里,才更需要民营化,让缺乏制约的权力没有*的资产基础。因为民营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在政治上起到制约权力的效果。国有制让人民从属于权力,这一点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书中均有详尽论述。而民有制则有利于权力制约体系的建立,因为大部分人有了财产特别是资产性财富后,会增加中产阶级的规模,人们实现自己财产价值的愿望会更强烈,权利意识会增强,会更理直气壮地对权力进行监督和质疑。因此,在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难有根本突破的前提下,进行民营化改革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中国的*。
问:罗马俱乐部在几年前曾经出过一本书《私有化的局限》,认为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在您看来,私有化的边界和局限是什么?是不是私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好? txt小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