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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如官本位、大一统等阻碍了科技进步，您如何看待文化因素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
陈志武：为什么会有官本位、大一统？是因为国家垄断了所有社会资源。一方面这个那个都要受到行政审批，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国有经商来与民争利。于是，逼着大家都去当官，让不懂科技的人去管理经费的分配。我觉得，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的垄断地位一旦改变，文化也会改变，向往做官的倾向性会随之改变。一种文化只要能容忍思想自由和创新自由，就能将科技进步的潜力带动出来。
问：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您当初不出国，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
陈志武：很难，起码在学术研究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出息。我在国内的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学的都是工程，但我当时就觉察到，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保障，科技本身没有什么用。所以我研究生毕业留校时，就要求到政治教研室去做老师，想研究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制度保障问题。可是，到了那里，我的主要工作是打杂：单位里来了一车苹果，我问每个老师你要几斤，然后挨家挨户地敲门收钱，苹果来了后再送到每一家去。所以，我干了一年就出国了，到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现在想起来，即使当时不做杂事，留在国内，由于没有自由的学术研究空间，今天的成绩恐怕会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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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经济增长纵横谈（1）
本篇来源：2007年6月6日《南风窗》，记者赵灵敏。
21世纪以来，*已成为普世的价值理念。但在很多人看来，它并不意味着经济的高效率和政治的稳定和清廉，很多国家的实践指向了相反的结果，至今世界上成功的*国家仍只是少数。如何看待这一状况？*是否与百姓有什么关系？实现*的有效途径是什么？
一
问：您如何看待*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陈志武：关于经济增长跟*的关系，的确有许多误解，也有不少逻辑上的错误。当你说“*是国家长久持续增长、长治久安的保障”时，他们就说：“印度不是有*，但其经济增长不是远落后于中国吗？”或进一步说：“拉美国家早就搞*了，但其经济不是照样落后吗？”这么说的背后总存在一个假设，那就是“*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或者“*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把经济看成是*的单变量函数。否则，怎么会出现只要能举出一个经济失败的*国家，就能否定*对长久增长的重要性呢？
我首先要强调没有人会相信“*和法治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没有人说“只要有*，经济就会快速增长，就无忧无虑了”，难以相信把*和法治制度搬到毫无人烟的沙漠王国中，那沙漠王国的经济就会自然快速增长了。*和法治自身不创造收入，但它们可让同样的勤劳创造更多的收入，或者是使同样多的收入只需付出更少的苦力，让社会事半功倍。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是靠人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分周中周末地勤劳而挣出来的，是勤劳战胜制度障碍才有的，来得很辛苦。试想，如果制度成本能大大减少，如果每天为对冲制度障碍而需要勤劳的时间能减少几小时，那么，中国人同样多的勤劳所能创造的收入会高多少呢？
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经济产出的至少有以下四个要素：制度架构（或称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法治等；自然资源禀赋，如离海岸河流的远近、石油、各种矿产的储藏情况；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土地。这四大要素中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收入就能越多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他要素差一些，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人们的收入照样可以高。*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例如中东国家、俄罗斯等都没有太多制度资本，劳动力也有限，但靠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它们也很富；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日本、韩国则正好相反，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能源、矿产都靠进口，甚至连土地都极少，他们致富靠的是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资本；美国几乎在所有四个要素中都突出，所以它的经济最厉害。
中国的情况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为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3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公共产品提供，行政开支却占了38％。因此，政府机构庞大，加上各级政府的奢侈办公楼、形象工程，这些浪费无法用在老百姓福利上，制度成本不低。
民主与经济增长纵横谈（2）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各色人等耗费青春，延误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是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平均大约为2 200小时。其他国家中，阿根廷一年人均工作1 903小时，巴西人工作1 841小时，日本人1 758小时，美国人1 610小时，英国人1 489小时，而荷兰人工作得最少，一年才1 389小时。但是，跟这些国家比，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或许拉美人的确不如中国人勤劳，但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成本较中国低，虽然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中国短，他们的人均收入照样比中国高。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获得增长了。但是，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须降低制度成本。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二
问：一种观点认为，*法治或许不错，但那是西方的东西，未必适合中国。
陈志武：*制度的核心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每个人的利益问题，这一点无东西差别。所以，*制度虽然首先在西方出现，但它是适合全人类的东西，当然也适合中国。
当然，关于*和*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但在较大范围内将权力制约机制制度化，通过公民全体投票来解决“谁来监管监管者”这一终极难题的发展，还是现代的事情。学者通常将公元1100年英国国王颁布的《自由宪章》看成是开端性的文献，或者把后来1215年颁布的《自由大宪章》称为*的开端，但那些文献更多的是国王单方面的许愿，代表一种理想状态，还并没有独立的立法、司法和执法架构。换言之，即使国王自己变脸或根本不顾自定的规矩，英国当时除了革命以外，还真拿他没办法。这就好像中国过去百余年的经历，*自由理念于19世纪进入中国，但真要将其转变成一种操作层面的均衡状态，没那么容易，晚清、民国时期都试过，可结果就如我们所知。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制度既不是西方古老的传统，也不是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老传统，对全世界都是相对新鲜的事。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很久的真正*制度的传统。也就是说，不能拿中国过去几千年没有*来说明*对中国不重要。
自1215年后，英国摸索了近500年，到1688年才算推出了可操作的、各权力部门相互制衡的宪政*制度架构。但是，直到1832年前，只有拥有足够财产的英国男人才有投票权。在美国，投票权是以足够财产为条件的法律到1858年才结束。德国直到20世纪初，还是有钱人每人3票，中产者每人2票，普通人每人1票。妇女的投票权更是20世纪的事情。所以，现代*制度是非常近期的事情。非洲、亚洲等第三世界国家，则多是“二战”之后才推出*制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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