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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里一本小册子，亦即是这36个士兵的名册，要我的上士班长照名册点名，他一时面红耳赤，我还没有了解到问题之所在，直到他喃喃地说出〃不识字〃，才知道我的工作环境。从那第一天起，那个上士班长就把我当作对头，他以为我有意在士兵面前羞辱他。 迄至在军官学校里我们的想法，总以为军队里有纪律，下级总是俯首帖耳听上级命令。这只是一面的看法。另一面则触及群众心理与社会习惯，则上级无不迁就于下方。我当下级军官最大的困难，即是彼我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时候抗战已近四年，士兵已经确实知道我们在〃打仗〃，眼前有一个强敌日本。可是此外个人的权利与义务、责任问题、如何分工合作、纪律之重要种种抽象的观念，全部说不清也讲不通。那我们部队里靠什么维持？其答案乃是群众心理、传统意识形态、仗义气、讲面子、士为知己者死、原始英雄崇拜。要是排长能压制住班长，其他士兵就景服于排长，要是班长盛气凌人，反而欺负排长，则军队里的重心已不同于表面上的编制。各位再要回想：1930年的中央军是一支新突起的军队，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和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都已经有了10多年、20年的背景，他们的组织系统上下之间都老早有了这种传统力量维持。新国家与新社会尚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属于未来。个人的人身关系，一同拼过命的战友，对部下与遗孤的责任反而实际，不可抹杀。这些条件都属于社会学（sociolog）或社会心理学（sociopsycholog）的范围，可是今昔的学者很少注意。中原之战前冯玉祥向他的士兵训话，就提到南方人在欺负北方人，可见得各人对于当日内战的看法各有不同。 。。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2）
昨天我同各位讲到明朝的财政与税收，从这些背景上即可以看出，明朝与清朝不是我们今日所公认的一个国家。实际上这是一个无数农村拼成的大集团，皇帝的力量不来自军备，也不来自经济，而是因着意识形态的支持，他是一切威权的来源。表面上他的威权无限，而实际他能掌握的纵深极浅。民国成立之后，新政府无从承继到旧体制的威权，却先已受到旧体制里财政税收的限度所拘束。各位要明了：税收的沿革是这样的，并不是14世纪的赋税抽得轻，20世纪就可以加重。当初税轻，农业的收入早已支持大量的人口，也使远亲近邻层层剥削为可能，这种情形经过好几世纪，不能再由政府突然改变，说是过去税轻是一种错误，现在我们要实行加税。各位也记着：民国成立以来，国库囊空如洗，新型的收入像关税和盐税（盐税经过外人的解组，业已现代化）也都被外强把持，作为战败赔款与借款的担保，财政没有出路的情形，也是政局不能稳定的一大主因。 在很多国家田赋是收入之大宗，在英国和日本都在国家现代化的当头，发生决定性的功效。但是在中国既然这样的微薄，又分散而无法集中，只能维持省级单位的旧式衙门，有时省级尚只能让县级用作开销，自己另觅财源，说到军费更是可怜，很多地方只能靠卖鸦片烟，再不然则出自厘金。厘金创立于太平天国发难时，清朝政府准许各地驻军在防区内设关卡，对转口税值两抽厘，亦即千分之一，取其税率低。但是关卡林立，老百姓贩布卖猪都要付税，经过5个关卡就要付5次税，它和鸦片税捐一样，只有附近驻军作主，才有成效，其收入也是就地支用，不受中央管制。 综合起来，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军队的向心力不在国法与纪律，而在忠义的成分，亦即是私人关系与私人道德。军队的维持又靠地方上鸦片的贩卖与内陆的物品转口税，也伏下了〃地盘〃的观念。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就是军阀体制。所以当日的军队统治有内在的原因，预先埋伏了若干军阀性格（当然与带兵将领的性格也有关系，但仍是这内在的力量强），中原之战也可视作政府企图中央集权，与这地方部队和省区部队的军阀性格冲突之表现。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首先就想整理财政，寻觅新税源，也在上海新增了若干税捐，曾遇到外人的抵抗。我这里有当日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的一幅漫画，表示外人的反感。尤其国民政府收回盐税，曾遇到《字林西报》的抗议，因为盐税在北京时代已经用作外债的担保。 可是中原之战发生在1930年，隔1927年又已经3年，国民党又已经在江浙地区产生了稳定的力量，外商的态度也渐渐改变，逐渐希望当日之蒋总司令完成中国之统一。中原之战爆发之近因，乃是阎锡山在5月3日扣留了天津海关的收入。以前南京政府还在与北方通电，互相争辩。海关收入被扣之后，蒋即在5月8日北上指挥军事，和议到此绝望。还有一项局势之展开，至今为写中原之战的历史学家所忽略。当战事激剧地展开时，南京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曾于5月27日，在河南归德的总司令部发表谈话，强调军费不易维持。他说到过去军队随处作战、遇地征粮的方法已不适用，但是他的财政部筹款的办法，也已山穷水尽了。这种情形，非常特别，很少有作战期间自己的财政部长，自己暴露本方即将破产的弱点，而且这种呼吁又向外人提出。我的观察他的目的在唤起西方国家的注意，即对南京政府如不加援助，至少也应当不加阻挠。如果中国再又弄得四分五裂，各人都截留关税，对外商也没有好处。果然他的呼吁发生效力。两天之后，亦即1930年5月29日《纽约时报》登载了一篇社论，支持宋子文的言论，在我看来这与当年年底南京政府宣布废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没有遇到外人之阻挠有关。 中国的关税一般称为〃值百抽五〃，其实这是一个大概之原则，各种品目有高下。只是自从与西方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来，一直维持19世纪的价格与税率，海关的管制，也操在外人手中，其收入除去赔款与借款之本利外，只有剩余一部分，称为〃关余〃，才由英国人充当的总税务司拿去交中国政府。中国过去曾屡次要求关税自主，修改较合理之税率，也和美国订有合约，只是无法执行，直到中原之战后于1931年1月1日成为事实。对中国讲这是一件大事。与革新之盐税摆在一起，南京政府才勉强有一点像现代国家之财政与税收。所以中原之战，正面看来只是同类相残，损害了国家的元气，在侧面却并未缺乏隐藏着的好处。 国民政府希望全国确实统一的计划，因此一战只片面地做到。阎锡山部于7月被击败，冯军战线至10月才整个崩溃，但是中央军对二者都没有追击。这时候东北军也已进入华北，蒋、张同盟，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委托他对冯、阎军改编。冯玉祥从此无力再问鼎中原。阎锡山虽然失去平津地盘，也仍然能够控制山西与绥远，冯旧部如宋哲元、张自忠仍有掌握一省的力量。蒋介石能够确实掌握的地区只在黄河之南和北纬35°接近。这和北宋统一中国，留着吴越钱家半独立的姿态大致相似，好像是一种妥协的方式。 可是仔细看去，内在的更变，多于外界的妥协。有如过去西北军受到苏联的资助，东北直接与日本办外交，经过1930年后此类事再未发生（虽说阎锡山战败后一度退居大连，与日人保持接触），同时日本增强对中国之侵略，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是因为中国之统一，与他们的大陆政策极不相容。 。。
（二） 过渡期间的社会与经济（3）
从国民政府的档案看来，蒋介石于10月9日中央军攻占洛阳之日，即返南京。1931年1月7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北上与张学良洽商北方财政问题，他去后十天，各问题即已解决，1月18日宋哲元、商震、徐永昌、傅作义等（都是冯、阎军之将领）通电中央，表示服从，接受改编，宋子文于第二天回南京。这当中的详情缺乏记载。一直到最近我看到宁恩承先生在《传记文学》（331号，1989年12月）发表的一篇回忆，才知道宋子文与张学良的协议产生了一个河北财政特派员，后来所属为冀察晋绥四省统税局，名义上属财政部，实际由张委派。厘金取消后改抽统税，所属为棉纱、卷烟、火柴、面粉、洋灰，再加上矿税、烟酒税、印花税等，即以收入径发四省军饷与政费。这样虽然没有做到财政统一的理想境界，与过去卖鸦片、抽厘金的军阀体制相比，则已进步多多了。 从此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