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我尚没有发觉书中有何主要的错误，需要更正的地方。没有料到的，则是海峡两岸及世界局势变化之大。早知如此，我一定会更把书中的资料，切实与今日之局面连贯起来，把前因后果的关系说得更清楚、更剀切。譬如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最后一段提及中国近代的经济问题，主要的不能从农业体系里生产剩余，去投资其他方面，出于财政税收体制的影响；明朝的财政系统被清朝大体袭用，它之缺乏积极性格，并不是在历史上不重要。这种说法就太轻松，没有斩钉截铁说明：明清社会由这财政系统所支配，缺乏局部改革之可能，一改就全部都要更改。所以我们祖孙数代，从衣食住行到权利义务，一变就整个要变，等于重写大〃立〃字，已是由来有素，最低限度有500年的沿革了。 我感谢东海大学的邀请，既然远道来此机会难得，也不愿意只在讲堂上念自己的书，倒想借这机会，把自己当日暗中摸索摘要，与今日局势有关之处发挥。这样比较更有实用的价值。在这里我也附带说及，我自己得益于这段知识与现状情势有密切关系的好处。《财政与税收》一书的准备经过7年，以后我写《万历十五年》则只花了1年。因为以前之摸索，即已奠定了以后研究之基础。《万历十五年》之能侥幸在海外与国内，在台湾与大陆都畅销，主要的乃是它的内容与题材仍和我们今日遇到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有如官僚主义的作风，既危害于明朝，也仍作祟于20世纪的中国，前后有历史的因缘。 以下是我做研究工作的扼要报告，也把书中没有讲解得透彻的地方更加增强补充： 第一点，中国的传统社会有它自己的特色，断不能称之为封建体制，更不能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相比。封建或feudalism必着重地方分权。所以〃裂土封茅〃，土地可以分裂为公国与侯国，受封则爵位世袭，永远遗传，茅是社坛上的旌帜，保有独立自主的气概。这种种情形都不可能为明清社会所容许。 在封建体制之下，领主向农民的征集，赋税与地租不可区分。即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不称土地税，而称〃年贡〃，或是〃本途物成〃，亦即是主要耕作物的收成。有时〃四公六民〃，有时〃五公五民〃亦即是领主与种田人对分，显然地与明清的田赋有很大的区别。 明清的体制是中央集权，皇帝直接向全民抽税，省级州县级的地方官吏全由中枢委派，他们本身都没有立法的能力。 这种体制最怕中层的力量凝固。不仅地方上的贵族建立不付税的庄园不能容许，即是大地主拥有土地至1万亩以上，再不分家析产，也认为可能威胁到朝廷的安全，官僚们必千方百计地将它们拆散。这当中常引起一段误解，明朝的记录里经常提及贵族的庄田，在16世纪最著名的乃是万历皇帝，由他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福王常洵，据说他曾接受到田地4万顷，有说2万顷，亦即是400万亩至200万亩。其实经过调查，这些地主并不集中地存在，也不在亲王各自掌握之中。有如黄河改道，冲没的土地几十年无人耕种，后来开垦之后有了一点收成。长江里的沙洲，当初无主，后来也开发为田，各地方官也在该处抽了一笔小数目的税，当初也没有报告皇帝。后来被万历皇帝发觉，他就责成把这些土地的面积归并计算，称为福王的庄田。事实上这些土地无法实际归并，亩数既不对头，也始终没有由福王王府接管。所谓庄田不过皇帝要求各省，每年由这名目之下缴纳白银四万六千两，各地巡抚也向皇帝讨价还价。及至朝代覆亡，这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一） 传统中国的财政与税收（3）
在16世纪土地领有最集中的南直隶，即今日的上海、南京地区，有田地1万亩以上的未超过10余户。普通所谓大地主所领有的不过500亩至2000亩。领有每户500亩以上的户口不可能超过全境户口25％。每一县之内可能有1000户的土地在一二百亩之间，他们可以称为中等地主。其他小自耕农多得难以计算。苏州府有付税之户597019户，常州府有234355户。所以极大多数的小自耕农，每户只领有三两亩。 这种情形和民国初年的情形还相当吻合。从经济的立场上讲中国的问题，不是土地过于集中，而是分割过细。现今英国、美国私人的农场以250英亩为一般常态，每英亩当6华亩，所以一般都在1500亩以上。 第二点，中国土地税征收率过低并不是过高。因为税率低，政府的行政效率亦低。 各位看到原始资料内，有说不尽税重民贫的说法，我可以概括地说，所叙没有包括全部实情。本来税收之轻重，视人民之收入和政府企图行使职权的范围而定，没有经常不变的标准。可是以全国农作物的收成与政府的收入对比，中国明清政府所收之税至轻。即将所有附加税加入一并计算，除了极少数例外的情形，有如苏州府和松江府（当地官田的田租混入田赋一并计算），其他各地均在各地收成10％以下。有的不及5％。南直隶有一个溧阳县其税率不及收成1％。 一般记载说是税重，乃是当时没有最低限度免税的办法，亦无法行累进税制，三两亩的小户人家，本来就衣食不周，也要和大户人家有500亩以上同等税率付税。在当时抱怨税重的大部分代表地方官，他们深怕税收不能如额征完，他们自己卸不了责任。还有技术上的困难，公文上的统计不能和实地对账，有些富户人家割去一小块土地出卖，标价低廉，但是把他全部应付之税的一大部分割让过去，以致以后的买主得田有限，被割让过来的负担为患无穷。此办法也可翻转过来，富户可以出高价收买卖方的土地，但是只承应接受应付税的一小部分，让卖主留下小块土地去承担不成比例的租税。 今日西方各国的办法，地产付税过期，应加罚款，如再拖延，由法庭强制接收标卖，这些办法在传统农村社会里也无从施行。中国衙门里的办法，是抓着欠税的老百姓打屁股。再拖欠到一个时期只能呈请豁免。这种风气一开，即有力付税的人也徘徊观望，拖着不付税，以便在豁免时沾恩。明代的资料里还提及请人代杖的办法，亦即是一堆赖税的人出少数的钱雇得乞丐，要他或他们冒充欠税人，也私通衙门里的差役，让这些人在衙门前跪打，打后所欠的钱粮仍旧拖欠，以致最后政府只好豁免。有了这种种原因，中国的土地税率无法提高。总之，这都是在科学技术尚未充分发达，交通通信种种条件不够，立即实行中央集权，由皇帝直接向全民抽税，并且抽税及于三亩、五亩小户人家的后果。 明朝的土地税共征米麦2700万石，因为有的折银，有的征实，征实的又加转运费，折银的也高低不等，高的至每石折银近于二两，低的只0。）25两，所以缺乏确切的统计。我们大略估计再加人力役折银部分，可能值银2500万两，这总数与清朝在太平天国发难之前全部土地税值银3000万两和清朝末年、20世纪初年全国土地税值银3300万两的数目大致符合。 各位要注意这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同时从地方的方志看来，各府州县的税额极少能够如数收齐，大概一年能征收到80％，已经算是了不得了。1619年辽东战役前后，明朝对付清太祖努尔哈赤，曾在各省遍增辽饷，以后又增剿饷、练饷，每次不过每亩加银三分五厘，但是到1632年全国有1/4的县，应缴不及数额之一半，尚有其他134县分文未缴，不仅增饷无着落，以前经常的田赋也无下文了。这不是中国之财富无力承担，而是财政税收水平的分配，缺乏重点，抽税及于最低贫的下户。政府的能力只能与最低的因素看齐，好像一根链条一样，最脆弱的环节首先破裂。 16世纪后期中国人口，据估计已近于亿口。政府每年的收入，除了上述之2500万之外，尚有食盐公卖，每年余利200万两，其他各种商税、开矿的利润、罚款、捐输纳盐的收入种种名目加起来，也不过300余万两，无逾于400万两，所以整个加起来略近于3000万两，亦即计口数每口不过银两钱，亦即两。 在同时期欧洲威尼斯人口10万人左右，只和中国一县的人数相似，政府每年的收入已突破300万金托卡（ducats），等于36万盎司的纯金，亦即每口3。）6盎司的纯金。 两白银与盎司的纯金，两相比较，产生很大的差距，约略200倍至300倍间。固然威尼斯的收入不尽自赋税，政府也经商。各位也可以说：中国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