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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色管理”体系正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
冯成平
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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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 序
第一篇 民生篇：民生而非民不聊生 8
一、儒家：教化为上 8
二、孔子：仁学招牌的杂货铺 13
三、老庄：清静无为之治 18
四、孟子：民贵君轻 21
五、荀子：重礼尊君，礼治法治 24
六、管子：君之当尊，民为君用 28
七、商韩：尊君权，任法术 31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 34
九、教化为上――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底色 46
十、古希腊：导师的公民视角 50
十一、古罗马：国家是人民的事务 53
十二、教会至上与文艺复兴 56
十三、西方：没有挂在嘴上的民生传统 59
十四、西学东渐后的唾沫与热血 65
第二篇 财富篇：藏富于民，民富国强 72
一、官府与官商 72
二、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78
三、捍卫个人财产与宪政的先声 81
四、思想者眼中的私有财产 85
五、私有财产：从运动到革命 92
六、中国物权法的产生 96
第三篇 法治篇：以法治国 101
一、先秦诸子的法治闪光 101
二、儒家人治传统的变异 105
三、法国大革命缔造的法治原则 109
四、宪法之下的政府标本 114
五、依法治国：口号与渐变 120
第四篇 政制篇：分权均衡，遏制腐败 123
一、从封建分权到君主专制 123
二、波利比阿：利益集团与权力的平衡 127
三、三权分立：欧美的权力制衡传统 129
四、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135
五、权力架构的模糊 140
六、深圳的“三权试点” 145
七、另一种三权均衡 149
第五篇 外交国防篇：来而不往非礼也 153
一、“中央帝国”心态与民族的集体自卑 153
二、外交中的党派渊源 156
三、周边国家与大国关系 157
四、经济外交与价值外交 161
第六篇 文化篇：新文明的崛起 166
一、传统政治文化的优劣 166
二、西方政治文化的镜鉴 172
三、择善而从：新政治文化的视野 176
四、政治新文明的崛起 181
五、中国崛起是一种文化 186
附录一 主要参考书目
附录二 管理3＋1课题组
后记
一、儒家：教化为上（1）
诸子之学，悉有渊源，非尽出心裁，凭空立说。――萧公权
治国之道在于政权，而政权的管理，往往是取自某一个流派政治思想，然后再细化为切实的制度的。
周代一向被政治思想学者们视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起点，是因为学界一直有“古代文化至周而盛”的说法。周代的招牌挂了800多年，但中国政治思想显然不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其前的殷商时代已经有了雏形，而且还不仅仅是一点萌芽，否则这一朝一代就不可能延续那么几百年了，当时的国家管理虽然看起来有点简单，但恐怕也有一些制度可循的；不过，典籍失传，史料阙失，显然已经难以考证，只能有待于考古的发现来破解其中的奥秘。
中国文明曾经兴盛于黄河流域。距今2万年左右的宁夏大麦地史前岩画带就有了数量惊人的图画文字，其记述的日月星辰、天地神灵、狩猎放牧和舞蹈祭祀等遗迹，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与大致同时期的陶文符号以及后来的甲骨文一样具备了象形、会意、指事等古老文字的要素。――这大概是传说中的虞夏时代，但文字解读的困境使之湮灭于史书的记载。实际上，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基本定型的甲骨文字已经面世，算是进入了文明社会。到了商周之际，部落社会渐进而成封建天下。天子王室借重于自己的王族宗藩统领四方，他们被分封驻守在各地，逐渐形成了诸侯国。
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周代最初倒像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形散而神聚。君权天授，所谓的“周天子”坐镇都城，而大大小小的诸侯小国则散落在四周，与古希腊的城邦没有什么两样，也像年代更后一点的神圣罗马帝国。周天子是最大、层级最高的封建领主，而那些诸侯国家原本就是分封出去的王公贵族。――这是西周时的大致形态。许倬云先生将这种封土建侯的形态称之为连锁网络，就像麦当劳连锁店一样。不过，因为周天子是先王的长子，是宗主，诸侯各国还有“尊王攘夷”的义务，朝贡的时候也有一套礼仪。诸侯各国在外驻扎久了也入乡随俗，有了各自的文化、风俗和传统，离都城较远的诸侯国更是如此。东周时，诸侯各国已经挣脱了周天子的束缚，语言和文字也有了不少变异。
周朝末年，王室已是强弩之末，诸侯悄然坐大。封建制度（封土建侯）行将崩溃，原先那一套维系人心保持秩序的风俗制度迅速动摇崩坏。――这就是儒家眼中“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之时。春秋与战国一共历经了500多年。到了战国时代，士族与平民之间横亘的阶层界限逐渐消失，贵族从政掌学的特权也转移到了平民。列国并存，雄霸相争；思想自由，学无禁忌。处士横议，流动频繁，竞相奔走于列国之间，兜售一己之论，捞取一官半职，企望权力俸禄名利双收。
天命民本、礼乐兵刑，可以说是中国上古时代政治思想中的主旨。先秦诸子思想无论立说还是解释或阐述，都在其中，无一脱俗。萧公权先生1940年代初就曾断言，“先秦政治思想已具体于春秋战国之前，儒墨道法之学乃因袭而非创造”。孔子的政治思想以成王周公制度为蓝本，“举先王之政以为后生之教”，深入阐述一番之后自成一家之言，被其门徒以及历代读书人奉为至圣宗师。
满肚子的学问有没有用，最终还是要看能不能卖得出去，有没有哪个帝王诸侯肯出价买下来。――所谓“学得权与术，货于帝王家”是也。孔子秉持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理念，这就为后世全天下的读书人逢迎王权、待价而沽开了一个先例。公元前492年，60岁的孔子动身前往郑国，想找个官来做做，与学生走散之后，孤零零地站在城东门外，时人称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听到弟子如实转述此言，一脸苦笑，点头称是，说“然哉然哉”。根据犹太学者萨义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背井离乡、疏离主流、边缘化而且身份业余的一个群体，怀抱治国理想而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儒家思想在战国时代并不受人欢迎，甚至还是很遭排斥的，因为他的理念并不适合君主们称霸的梦想。如此说来，孔子倒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善于自嘲的知识分子。
一、儒家：教化为上（2）
君子政治：道德治国
孔子以师儒立教，诸子之学继之以起。――萧公权
先秦学术有百家九流之称，也有“百家争鸣”之说，但政治思想恐怕只有儒墨道法四个大家，而且足以代表晚周时代。儒墨道三家有殷商文化的背景，亦被称为“旧学”；而法家是后起的，与殷商文化关系不大，被称之为“新学”。儒家政治尤其重视所谓的礼仪，繁文缛节也不厌其烦，且以君子为主体，需要读书人“以德位兼备之身，收修齐治平之效”，颇有一点自诩的贵族色彩，荷锄躬耕的儒家弟子则被孔夫子暗地里斥为“小人”，似乎不足为取；而墨家多为平民身份，富于服务精神与实用技术，动手能力显然要比儒家强上许多。
儒墨两家，都看重治国者的品性，也就是道德品质，是“量贤而任事”的贤人政治，主张以德治国。所以像颜回这样彪炳千古的窝囊废，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除了时时紧跟着孔子安贫乐道以外，流传于后世的事迹几乎为零，也可能只懂得温良恭谨让之礼，对孔子亦步亦趋，因而被视之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也让孔老先生大大地夸耀了一番：“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像平时以勇武著称、最能干也最有名的子路那样喜欢顶撞和抬杠，招致了绵延千百年的粗野恶名。总的说来，儒家和墨家都属于“人治派”。
孔门的事迹都在《论语》中，虽然难免文过饰非，但多少还能找出一点真面目。众多的门徒和弟子轮番问答，衬托出了孔子的博学多识，嬉笑怒骂，毫不遮掩；而且都是口语，没有做作和虚伪。这就说明，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