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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的施行必须与赏罚结合，否则就成了摆设。商韩法家思想的特点就是重赏严罚，即使有功劳也不能抵消其罪，而且商鞅的罚恶不赏善的说法就更偏激，“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也。是以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商鞅的重刑理论就是用来治理秦国了，“治国刑多而赏少”，“故善为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因为商鞅深信人性并无为善之可能，政治的直接效能是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推进道德。他认为政治生活虽然有善恶之分，但只能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以道德为依据，合法的就是善，不合法的就是恶；善是公民的本分，而恶就是犯罪，守法应该是公民不可推卸的责任。商鞅认为，“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所以“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而民善”。
商韩的重刑理论尽管看起来有失于偏激，但也几乎与近代西欧的法律平等原则相近。尤其是商鞅的“壹刑”，“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与封建宗法时代因所谓的亲、故、贤、能、功、贵等事而降低刑罚标准迥异，所以史称商鞅治秦“法令必行，内不私贵宠，外不偏疏远。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即使太子犯法也同样惩戒他的师傅。――商鞅深谙法治的先天不足，就像管子所说的那样“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谓法治，本来就应该正本清源，即使君主也必须自身守法，但商韩两人所说的法治，君主地位却凌驾于法律之上。――君主专制理论到了商韩之时已经臻于成熟。
商韩的法治思想是法令一旦制定就不能擅自篡改，另行解释，也没有人情可言。商鞅就说过，“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议，此国之所以乱也”，韩非子也特别认同这一点，“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即使是所谓的善言德行，他们认为也会眩惑人心，所以对此深恶痛绝。商鞅说，“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韩非也说过，不仅仅是朝廷大臣行法外之德足以害法，君主如果自己也这样做，产生的恶果则更大。
儒家总是认为仁义有助于治国，而韩非认为，仁义只是空有美名，没有实际的作用，儒家轻视政刑，津津乐道于“天下归仁”，实在是荒谬之极。如果要驾驭人民，除了利诱威胁别无他法。商鞅在他的《商君书·修权篇》就说，治国须赖法、信、权三者，“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操也。”君主操有生杀之权力，而平民百姓显然毫无权利可言，只有任其宰割。
韩非认为，“明主治吏不治民”，朝廷大臣虽然是君主与人民之间承上驭下的阶层，但他们本身也是君主管理的对象。儒家说过，只有法律是行不通的。所以，韩非力纠其弊，采用申不害的“术”来弥补法治的不足。“术”是君主“潜御群臣”保持自身权势的手段，是君主专门用来驾驭官吏的，只能藏之于君主自己的内心，防止权臣坐大，稳操权力之杖，正所谓“明察臣下之奸，削灭私门之势”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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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1）
秦始皇立国以后，儒家的治国理念碰了一鼻子灰。法家曾经扶助秦国走上强国之路，李斯也帮秦国扫除了其他六国，法家功利之士此时踌躇满志，纷纷跻身于卿相之位。眼看诸子百家不过是自己胯下之物，实在扬眉吐气了一把。不过，这股得意的神情尚未缓过劲来，秦始皇15年的庞大帝国已经灰飞烟灭，法家功利之徒大概后悔自己高兴得太早了，汉代的国家主流意识已经拱手让给了黄老之学。
黄老之术就是放任自流，也是无为而治。――这当然是因为汉朝开国之时，千疮百孔国蔽民穷之故。六七十年之后，有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太平。汉武帝当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原本流落民间的诸子百家之老大――儒学一举提升到了庙堂之高位，使之成为皇权专制王朝唯一的意识形态和最高统治思想。法家鄙视至极的迂腐儒学转眼之间从麻雀变成了凤凰。
不过，儒学治国之术的空洞论调还是没有带来维持国政的效用。汉朝分裂为两半，最后又被四分五裂的魏晋南北朝所取代，老庄清谈之流再度风行一时。此后的儒学可谓数度沉浮，或者死灰复燃，唐代潜伏于韩、柳文章中大唱“道统”，连大诗人杜甫都要感慨“儒冠多误身”；到了两宋时代，儒学开始分蘖为两大门派；再到明代，儒学内部催生变异，据立险要，各自攻讦，但有碍于各自的饭碗，争吵也是点到为止；明末清初则已经就儒学的关键要害处开火……
儒学的命运实在让人欷殻АＦ涿窆笾滴奕死聿牵拾壑怀闪诵槲钡恼谛卟迹褚乔么蟾抛钍屎嫌谠诨实劾献用媲白饕敬蚬残戆嵯律裉持蠡垢钊俗鹁础�
儒学的第一次复兴
汉初70年，黄老之学兴盛，因为举旗造反伤了元气，急需休养生息。此时的儒学难免也受到黄老之学的影响，所以兼尚无为，想以此获得官家的青睐能有一口饭吃。贾谊是最有名的代表，写过38篇策论，重弹了“民者诸侯之本，教者从政之本”的老调，显然还是孔孟的衣钵没有失传，但也因为他偷学黄老之术，又杂有刑名阴阳之论，拳脚凌乱而被人误以为是法家功利之徒。――儒学擅长俯仰之变，几乎随波逐浪，可见一斑。
黄老之学很有市场，但儒学也不完全令人讨嫌。公元前136年，官方设置最高学府“太学”，设五经十四博士，儒家经典有了栖身之所，公孙弘以及董仲舒等人的“公羊学”很快成为“显学”。――毕竟教书还是儒家得以发迹的看家本领。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全面执掌权柄，邀集各地贤良对策以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行事派头。平民出身的董仲舒自然力主本门儒家治国之论，要将其列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且推出了选拔贤能的察举制度――文官管理制度。“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实际上也可能是把黄老刑名、农杂纵横等百家思想都改装到儒学的旗帜之下，借此统一了自战国以来的多元思想。
本来就是纨绔子弟的汉武帝好大喜功，哪里会体察、体恤民生的艰难，随即抛弃了黄老之学，开始推行他的“有为”政治。首先将民间数十年来创造的财富搜刮到中央政府，然后大力扩展版图，旨在谋求庞大的统一帝国，北伐匈奴，南剿南越……思想上则由儒学钳制了其他门派，取得了高度的思想统一。
汉初叔孙通的儒家礼仪制度让刘邦改头换面，八面威风，过足了帝王之瘾。战国时代君臣间面面相对，促膝长谈的场景不再出现，皇帝和大臣之间因为距离而产生尊严。董仲舒等人所倡导而推崇的神学天道观也将君主视为承上天之命治理民众的代表：“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促使汉武帝确立的儒家意识形态也可以使民众杜口绝言。思想的统一，才能保持皇权政治的统一，要禁止儒家之外的其他思想，非儒家莫属。――因为儒家从孔夫子开始就有了删改史书的传统。董仲舒理应得到了真传，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课、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而勿使并进。”――连晋身之阶都被儒家之学占据，天下士子为了利禄和仕途，也只能一辈子争诵六艺，在儒学典籍里皓首穷经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八、汉宋以来儒学的数次复兴（2）
汉武帝对儒家的制度化推崇，促成了儒家经学的兴盛。董仲舒成了一代儒学大师，难说他有没有从儒学中获得道德良心。然而，当汉武帝搞到天怒人怨之时，他还是以他自创的“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