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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允：进去以后，在军分区招待所的时候，有个高个子，他穿的公安服，我一进还没坐下来他就说，郭光允，知道我是干吗的吗？我是公安局的。你交代，写过匿命信没有，我说没有，好，立刻让他入号，罪加三等。我那个号通过好几道关，走到看守所的226房间，进去以后，里头有六个20来岁年轻的犯人，他们说我们是监护你的，我们上午就等着要抓你呢，我们等了一天了，你怎么才来。这六个犯人监护我，在地上睡觉，我在中间，一边三个，这六个犯人24小时不能睡觉，轮着换监护我，24小时，一人四个小时值班，屋里有十来个大灯，照着，24小时不关灯。然后就是天天提审，我问这里头住了多少人，他说住了800多犯人，可是天天听不到提审别人，老是从大东头就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叫，“226房间，郭光允提审。”和唱戏一样。
王 志：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承认吗？
郭光允：没有，天天喊，天天叫，我有一个多月，还是很乐观的。
王 志：你对你反映的问题有数吗？
郭光允：有数，心里头有数，再一个，我自认为我已经53岁了，这么大老头子还经不起这个。人家贝·布托25岁被抓进去，死囚牢，10年抓了八次，最后34岁当总理，还不是反过来了。程维高就不可以提点意见。
王 志：最后怎么又认了呢？
郭光允：提审了我一个多月以后，我就开始闹病了，病得非常厉害，发高烧，将近十来天，好了两天以后，接着又发高烧，前后发烧20天，我身体已经不行了，我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第一想到家庭，不让家里人难过。如果我死了，家里人肯定怀疑，我在关押期间被打死的，家里人一辈子会难过的，我给监护我的人说了，我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告诉家人，我交代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打我，没打死我，是我自己病死的，已经到那个程度了。
王 志：想到死？有那么严重吗？你没有犯错。
郭光允：他们折磨我，很厉害。因为当时我揭发的事，都是程维高干的，程维高是省委书记，他们都想立功。
王 志：自己的身体是这种状况，认了又会怎么样？
郭光允：我觉得不认就是一种斗争，国家公民也好，一个党员也好，有权向国家机关和党政组织，甚至中央机关反映某个党员，某个领导干部的问题，我反映了，我不认就是一种无声的斗争，我就是不认。
虽然郭光允连续地发高烧，但是对他的审问却一天都没有停止，最终求生的欲望让郭光允承认自己就是举报信的作者。
王 志：认了以后发生什么事了？
郭光允：认了以后，要我交代每句话怎么来的，跟省里领导有没有关系，说完了以后，当时省纪委的一个领导，就找了我，他翻来覆去地让我交代，反复交代反程维高集团团伙的后台。
王 志：怎么又冒出一个后台来？
郭光允：为什么抓你呢？我们了解，你们是一个团伙，你是知道情况最多的，我们也相信，你只写过这一封信，其他程维高的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你知道是谁干的，在哪儿打印的，参与了几个，在哪儿提出的，你都知道。我说我一个也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就反复让我交代，你必须交代出反程维高集团的后台。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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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允：如实举报（4）
王 志：你的匿名信怎么会怀疑到别人的头上去了？
郭光允：因为这封匿名信程维高主要抓后台，抓住同伙，他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他好像听说在过组织生活的时候，河北有集体活动，现在正好有这些信，他就想抓反程维高集团。
王 志：你的遭遇呢？有什么变化呢？
郭光允：后来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天天让我交代省里的领导，我说不认识，我不能认这个账，没有一个领导给我布置过，咱得合起伙来反对程维高。
王 志：最后给你的处分是什么呢？
郭光允：给我的处分是劳教两年。快过年了，腊月廿九，我想人家说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想年前会出去的，结果腊月廿九我都出不去，还有一天过年，第二天是三十，我想，算了吧，安心睡觉吧，我身体不好我就躺倒睡觉了。中午值班的干警就进来了，“郭光允起来”，我理解成回家了，我就收拾我的东西，到了一楼，一楼有两个公安，然后就告诉我，就在这屋躺一躺，你被劳教了，还没进屋就说我被劳教了。我说专案组不是说我任何问题都没有吗？为什么判我劳教？他说我们说你没问题，但是省里要劳教你，省领导要劳教你。
王 志：那劳教的理由是什么？
郭光允：劳教的理由是说我犯有诽谤罪，我经过咨询，诽谤罪不应劳教，应该由法院判决。在这个问题上，程维高打击报复我，当时程维高打电话给省高院主要领导，省高院跟人家说至少判我5年到10年，要判我刑的。结果省高院经过研究材料以后认为我没罪，那么程维高后来就打电话找人家，怎么办，判决问题怎么办，结果这个院长就跟程维高汇报，说我们研究了郭光允没罪，判决以后要平反，这是个后遗症问题。程维高当场就在电话里大骂人家。
1997年初，接受了1年多劳动改造的郭光允以保外就医名义离开了劳改所。从这时候开始，他和亲友们开始无数次的往返于北京和石家庄，此时他们以公开的身份检举揭发程维高等人问题，也为自己的遭遇讨还公道。
王 志：你的希望在哪里？
郭光允：希望是我相信党中央，相信中央会管我的事。因为我反映的问题涉及程维高了，我想将来中央肯定会管这个事，所以我对党中央寄予很深的希望。如果真被打死的话，我当然是很不想死的，我只有活着我才能反映问题，我现在把内幕揭发出来，我要不活着，将来再怎么着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我想家里人也得替我伸冤。
王 志：我听说中纪委批过好几次？
郭光允：中纪委当然是帮了，中纪委应该是有能力帮助我。
王 志：那为什么他们的指示没有得到支持？
郭光允：因为还是权力问题，我觉得程维高把权力当成自己的，当成自己的权力，当成私有了。他提拔的很多都是坏人，坏得不得了。另外没暴露的也有，也是通过程维高上去的，因此我是非常无助的、弱小的。这么一个弱小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你那么高的权位，不在一个层面上斗争，所以说就得受罪呀。
随着一系列和程维高有关的腐败大案浮出水面。郭光允被程维高打击报复的冤屈也逐渐得到了伸张。经过了8年的等待，2003年初，郭光允被彻底平反了。
王 志：你已经61岁了，你的期望是什么？
郭光允：我期望有待遇。或许能够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我给省委也提到这个问题，提到说我起码还会做一些技术工作，起码能做点技术工作。
王 志：你现在的身体是什么状况？
郭光允：我现在身体主要的就是高血压，心绞痛，糖尿病，最主要的是这三种病，再加上胃也不好，在劳教所里头，在看守所竟吃点菜汤，胃也不好，老缓不过来。
王 志：还有一个假设，如果整个事情再重来一遍的话，老郭会不会另外一种遭遇？
郭光允：如果再来一遍的话，我想比现在好，不是这种遭遇。
王 志：您个人会有另外的选择吗？
郭光允：我过去想过很多次，当时我别无他路。当时管工程的人，不说在全市管工程，就是沾点边的都可以发财的。在建设工程上，我也可以一起同流合污，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总觉得老百姓那么难，那么苦，那咱们为什么浪费老百姓的汗水，我没这么去做。当他们这么去做的时候，老百姓非常痛恨，一听说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老百姓听到这个，真是不可思议。
王 志：您觉得自己是一个胜利者吗？
郭光允：我不会认为我个人胜利到什么地方去，我也不这么想，我觉得如果说我这个事，能使我们党和国家，能够悟出点什么东西，那是最重要的。
回忆之重
因为隔着时间的距离，回忆对大多数人来说总是美好的，那些曾经经历过的难事、烦心事，隔了一段时间后再回过头来看，都会变成甜蜜的、难以忘怀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大多不会生死攸关，如果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回忆还是甜蜜的吗？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