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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每天早上我4点多起来，就坐在那排队等病房，每天下午5点多，我就跑到住院部后面去看是不是有病房，或者我看见住院部门一开就偷着跑进去，跑了进去，我见了病房，就看是不是有空床位。或者我就问那个病人，我说你是不是好了，今天准备出院了，他们都摇头。
虽然董葡萄想办法让丈夫住上了西安的另一所大医院，可是，病依旧不能得到有效治疗。最后，丈夫田永胜接受了艾滋病检测。
王 志：当时是不是打击特别大，丈夫知道吗，告诉他了吗？
董葡萄：不知道。我没告诉他。
王 志：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董葡萄：我怕告诉他之后，他会像我那样经不住打击，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好像天塌下来，我就觉得我很渺小。
董葡萄立刻就做出了决定，要打官司讨个说法，而这场官司的矛头就指向了丈夫在1996年一次住院期间的输血。
王 志：但是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不止一种。
董葡萄：还有性传播跟母婴传播。
王 志：母婴不可能，但是性是有可能的。
董葡萄：性，我丈夫他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他从来都不做那些对不起我的事。
王 志：那么剩下就只有一种可能，他就住过一次院吗？
董葡萄：因为当时他身体特别强壮，所以他就没有住过院，惟一的就是在那家医院。
1996年，田永胜在工作中被烧伤，烧伤面积达90％，在当地一家大医院，他被大量输血，接受了植皮手术。董葡萄打听到，一个当时和丈夫在一起住院的孩子已经去世，去世前的症状和丈夫极为相似。
出院回家之后，董葡萄害怕丈夫跟别人说实话，对他隐瞒了病情，可是，丈夫坚持要去上班，不得已之下，董葡萄把实情告诉了他。
王 志：你怎么告诉他的？
董葡萄：我就说防疫站检测确认你这个病是艾滋病，但是他也没听说过这个艾滋病，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当时没什么反应。
王 志：他有反应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反应？
董葡萄：他好像就一直也没有什么反应，我总觉得他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依靠我依靠惯了。
王 志：他出去说了吗？
董葡萄：他到单位就说了，然后别人就议论开了。我当时就特别恨他，我说你为什么对我和孩子就没有一点责任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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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葡萄：讨一个说法（2）
我自己心里就很自卑，见到别人我也不说话。当时我想我是不是也染上了这个病，但是我想如果他走了，我也染上了这个病，我孩子怎么办？
董葡萄一个人前往北京，要给丈夫找一所权威的医院，当时她所了解的全部信息就是一所权威的艾滋病治疗机构的名称。
王 志：为什么不把丈夫一起带来呢？
董葡萄：当时他身体不好，他也累，再一个就是花费也特别大，我心里面也没有底，是不是能找到这家医院，是不是有专门治这个艾滋病的，他们愿不愿意接受我。
我就想先看看这个，当时我一下车，就觉得晕了，北京这么大我怎么去找呀。那个天桥呀，还有天桥下面过的那个来回的车呀，我从来没见过，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车，也没见过这么宽的马路。我就想去哪儿找啊，我怎么找这个。
在找医院的同时，董葡萄又开始寻找律师，她决定要在北京找到有影响的律师。
我想是不是应该找高院，高院门口肯定有律师事务所的，并且能在高院门口开律师事务所的，肯定水平还是差不多的吧。
王 志：怎么会有这个印象呢：我还要找律师，第二我要找有名的律师？
董葡萄：因为我总觉得那个医院，比较有权威，再一个它经济方面肯定比我强，我如果找不到有权威的律师，比较有影响的律师，是扳不倒他们的。
辗转之后，终于找到一位胡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可是要想打官司，董葡萄还不得不面对高额的律师费用。
王 志：律师可是有偿服务？
董葡萄：一开始启动费用就得四万多，我说我连拿400块钱都拿不出来，我怎么能拿出四万多呢。
王 志：四万多对你来说什么概念？
董葡萄：那就是天文数字，太可怕了。
董葡萄和丈夫已经结婚14年了，有一个9岁的女儿，家中的生活一直很拮据。家里的房子在几年前塌了，也一直没有能力再建。丈夫烧伤后的两年里，家里的收入就只有丈夫每个月不到两百块钱的工资。为了补贴家用，董葡萄卖过小吃，还批发过洗衣粉，走家串巷地叫卖。
当时就是想到，把孩子送出去，我自己打工挣这个钱。
王 志：反对的声音呢？
董葡萄：就是村里边人，他们家里边人不怎么支持我，再就是单位好多人，我的同事那些。
王 志：打还是不打，你必须选择。
董葡萄：打，我当时就是想到要打，因为我总觉得对孩子不公平，我觉得孩子那么小，我就那么一个孩子，我想到她今后的生活我就特别害怕。
我就觉得以后没法和孩子交代这个事，我就怕孩子问我这个问题，怕孩子知道以后会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你就那么脆弱，为什么你就选择逃避，为什么你不面对。
王 志：两万块钱后来怎么筹到的，多长时间？
董葡萄：这个筹钱吧，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白天忙着跑这家，想办法，我就是想着，我整天脑子里就想着哪一个亲戚能拿出钱，哪一个亲戚我准备到他们那借多少钱，我整天就是想这个事情。
当时我妹妹和我妹夫，他们两个都是残疾人，但是他们一次性给我拿了六千块钱，六千块钱，我知道我拿这六千块钱的时候，心里特别沉重，特别沉。因为我妹夫他每天起早贪黑，晚上两点多去进货，早上天不亮就要赶早市，要卖货。
他做小买卖，就是卖青菜。当我妹妹给我六千块钱的时候我都不想要，我也退缩过，我没想到他们会给我拿那么多钱，没想过，没想过会给我拿那么多钱。
王 志：筹钱那么艰难，结果是什么，结果并不能预料？
董葡萄：当时我想着，哪怕把这两万块钱打了水漂……我知道，我到最大的地方北京找了律师，并且我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我把能借到的钱我都借了。去北京的时候路过太原，我太原有一个亲戚，但是我是1990年去过他们家一次，只是凭着印象，我就去找，当时找到他们家的时候已经八点半了，晚上八点半了。来到他家以后他们看见我就是从乡下来的穷亲戚，穿得也不整齐，也没有时髦的衣着，背着那么一个黑色的包子，确实，我当时踏进他们家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哪怕我不打这个官司，为什么要来到这儿，我也不敢跟他们说我打官司，也不敢说我爱人得了这个病。
王 志：那你怎么说呢？
董葡萄：我就是骗，我说我孩子在北京住院。
王 志：给你钱了吗？
董葡萄：我也没说要钱不要钱，我就准备那样走，但是他给我包里装了一千块钱，给我拿了一千块钱。
找到了律师，进入了诉讼程序。可是，董葡萄的手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丈夫的那次输血和感染艾滋病毒之间的联系。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立案也显得格外艰难。
王 志：不立案的理由？
董葡萄：我不知道什么理由。
王 志：胡律师跟你解释了吗？
董葡萄：他反正觉得就是困难，我有时候打电话有时候见面，他就是说困难大压力大。
王 志：那交了两万块钱，也立不了案，你没有想到过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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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葡萄：讨一个说法（3）
董葡萄：想过。但是我就说不行，我非得把这个官司打下去不行。
董葡萄开始寻找新的解决办法。通过亲戚的介绍，他又找到了一位律师杨大民。
王 志：为什么换律师呢？
董葡萄：再试吧，再试一次，大不了我再回去再磕头，再求别人再借钱，就抱着这个心态，然后我跟胡律师解除协议，协议解除之后，胡律师他也就是轻轻地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他笑的意思是什么，他有一个助手庄律师，庄律师跟我说了，你这个案子我不办了，我算解脱出来了。
王 志：你怎么理解这个？
董葡萄：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找了比较有经验的律师，还是在北京首都找的，他们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个案子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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