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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们住的第八大道右街不远，就是第九大道万利捷大街的路口，我就在那附近的里氏大道小学读书，凑巧的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费莉的妹妹帕特也曾就读于那里，她俩也一度在威斯康星州生活。小学对面就是著名的沙伊犹太商店，店主是个高个子的秃顶犹太人，是在我们这一带屈指可数的几个白人之一，不过后来我才知道犹太人肤色虽白，但与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相比还是有区别的。店主他人很不错，还让我们这些老主顾时不时地从他那里赊点东西。他雇了两个不错的黑人伙计帮他打理生意，后来两个伙计还从他手里把店面买了下来。这两个伙计亨利和他的儿子（绰号斗牛犬，他和斗牛犬还真有几分神似）都颇有人缘，也都热情好客。
沙伊的厨艺相当不错，他自制自销的美味不胜可数，其中有我这辈子吃过的最棒的香肠，其中还有很多口味可供选择。每当妈妈喊：“克里斯……”我就知道这是让我跑腿帮她去沙伊店买东西，要么是一罐加里特糖浆，这是她最喜欢作为蘸料的糖浆，或是一种流行的日日香嚼烟，要么是些稀奇古怪的个人用品，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比如高洁丝之类，可不管我是多么想让妈妈高兴，结果总是出些差错，特别是她说：“克里斯，去沙伊店帮妈妈买双紫棕色的长袜。”我可能就会拿错了颜色。最后，她只好把要买的东西写成纸条，而不再口头告诉我要买这买那了。
从沙伊店往北两个街区就是第九大道克拉克大街，这一带最出名的就是“黑人店”，倒不是有什么歧视，只是这里的店主都是黑人，而其他地方的则多为白人。只要我兜里有点钱，就愿意去那条街上，买上一美元的糖果，或是一两包奶酪玉米花。
在我7岁以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自己的兜里有点钱。可是比我大的孩子甚至所有的大人都在为同样的问题犯愁。但每个人都在想法子，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堂兄泰瑞，也就是贝希13岁的儿子，是个孩子王。我也曾跟他们这帮孩子玩过几次，是他们给了我一些做生意的基本概念，当然那是20世纪60年代贫民区的做生意方式。
当密尔沃基开始修建43号州际公路路段时，机会来了，这段路正好经过我家，也就是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中间的区域。由于第七大道所有的商家店铺和居民都必须搬走，为拆迁做准备。泰瑞和他的伙伴们就琢磨着要收废品挣钱了。
我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虽然不大清楚，收废品能怎么挣钱，我还是尽力帮些忙，帮那些大孩子们在废墟中刨来刨去，想找些废品，比如夹具、铅块、铜线、窗户配件、旧衣服、破布头之类，甚至连废纸也不放过。泰瑞讲这不算是偷，因为我们是帮市里清理这些废弃的房屋。大家还得把这些废品用车子推走，我们先是把购物车分门别类码满废品，然后把车一直推到密尔沃基的城东区，也就是河流与湖泊交接的地方。这里有个犹太废品商凯茨先生，他要把废品过秤后再付我们钱。
为了多挣点钱，我们还想过一些花招，但都被凯茨先生一一识破，因为这行当是他一手干起来的，自然什么门道都非常清楚。我们的把戏包括让废品增重，比如上秤前把破布浇湿，再把它塞到废品堆最下面的牛奶桶里之类。
凯茨先生一眼就能识破这些鬼把戏。当他感觉废品有些太重，就能立即猜到是怎么回事。他马上就大声叫骂，然后就在废品中翻找加湿的破布。我们这招根本没法蒙混过关。不管怎样，和凯茨先生做生意还是让我们的废品卖了不错的价格，也就是泰瑞和他的伙伴们挣了不少的钱。给我的远比他们自己拿到的要少得多，但也有5到10美元的收入。即便如此，我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不用再向妈妈要钱，就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小玩意，比如看看电影、买点糖果之类。此外，这种经历还教会了我最基本的市场供求规律。所谓需求就是别人会从凯茨先生那里买走废品，而这些废品正是我们提供的。这生意是光明磊落的。
泰瑞忙活的另一些事情就不那么光明正大了。有时他会跑到我家后院，怀里还揣着几包香烟，然后附近的孩子们，包括我在内，就都会纷纷跑到后院一起分掉这些香烟。据他说这些烟是从卡车上掉下来的，或是怎样怎样，这种故事的可信度实在有待商榷。实际上，这些都是泰瑞从当地的饭馆里偷出来的，但此事和我无关。叼上烟卷显得我们很酷，很有派头。再说，我们也从未被抓住过。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我们可以随处乱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是因为朋友们的家长都在一旁留意着我们的表现呢。在我们去看保尔兄弟阿瑟和威力的时候，这一点就表现得越发明显了。跟着这帮朋友，我们开始把大量时间花在橄榄球上，等我长高长壮些后，我就开始打四分卫的位置。我们玩的比赛大多都是传球、奔跑、评分这类，最后有很多触底得分的机会，最终得分可以高达114比98的样子，简直像篮球赛一般。保尔兄弟是不可多得的阻卫，多少业余队都想要他们，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大球星，他俩不但人非常好，个人素质也相当不错，十多岁的时候就是职业橄榄球内锋的身材了。我去他们家最早是在一个特别酷热的夏天，我到他家的时候，看到门上的纱窗都拿掉了，只剩了一个门框子，其实我就是直接迈过门框进他们家的。
立刻，兄弟俩的妈妈保尔太太就出现了，她冲我摆摆手说：“孩子，不能这么进来，你得退出去从门进来，太没样子了！”
我愣了片刻，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明明纱窗已经拿掉了啊，所以门是开着的，不对么？
可保尔太太不这么看，看我没动地方，她又加了一句：“你家里不是这么教育你的吧！ 我可认识你妈妈。出去，从门走进来，懂事点。转身出去，从门进来，听见了么？”
保尔太太是个大块头，比妈妈稍微年长一些，她说得很清楚了，这里是她家，她说了算。
我还是没说话，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该怎么退出去，重新走进一扇原本打开的门。是和自己进门一样再退身出去？ 还是先把门框推开再走出去？她双手叉腰，两眼盯着我，我还是先推开了门框，从屋子里退了出去，又把门框关上了。
接着她说道：“进来吧。”
看到我重新进来，保尔太太高兴地说：“克里斯，你好啊？”
倒不是各家各户都这么严格要求规矩和礼仪，但是街坊四邻都有对管教孩子的不成文规定。当时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娇惯放纵和严加管教是分得很清楚的，必要的时候棍棒肯定必不可少。因为家长们彼此都认识，若是谁家的孩子太过分，别人家的大人用鞭子教训孩子一顿也并不为过。然后他们还要告诉孩子的母亲，结果回家后还有一顿惩罚等着他。接着孩子还得等着老爸回来，等着又一顿的收拾，这顿打可比别人打得更狠、更凶。
我家的情况稍有不同。弗莱迪动辄就对我们拳打脚踢，这已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不管我们做错与否，都是如此，所以妈妈根本不会动我们一个指头。她就像老师一样，耐心地给我们讲道理，让我们真正能从中有所收获。而且，她用词也恰到好处，声音的高低、眼神的严厉，足以让我们知错改错。
但也偶有例外情况发生，一次，我从一家卖奶酪爆米花的黑人店里顺手牵羊，拿了一袋爆米花。店主人是个黑人老大妈，那天我正准备混在其他小孩子中间溜出去的时候，她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她不仅知道我妈妈是谁，而且还知道她在哪里上班。就因为我想拿一袋爆米花解馋，结果警察和妈妈都被惊动了。妈妈来把我从店里领走，带我回家后，把我一顿狠抽，让我牢牢记住这个教训，不可再犯。
而且极富创意的是，妈妈找来老式的电话缆线缠在一起，每抽打我一次，电话铃就响一声。那次打得实在是太狠了，我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同时，都有些怀疑她是不是想要了我的命。在那以后的好几个星期之内，我都心有余悸，甚至听到电话铃一响，就不由得哆嗦一下。这也是她最后一次对我动手，当然也让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动过偷东西的心思，直到我十多岁以后。
也许妈妈发怒也有泰瑞表哥的原因，虽然我喜欢和表哥他们一起玩，但妈妈不希望我步表哥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