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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整整一周，我们都没见到继父的影子，正当我刚要舒一口气时，他却回来了。这种反复我并不陌生。从我记事起，就是这样了。每次他回来都会信誓旦旦，痛定思痛、痛改前非。但是他的反复无常我们早已见怪不怪。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会故伎重演，但是大家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周而复始，没完没了。
我搞不清为什么妈妈每次都会心软，我也没问过。基于同样的理由，我知道每当我们想逃离这里时，往往会使我们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虽然短时期内，对于现状，我无计可施。但我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长期计划。不但以后我的孩子要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我也绝不会成为继父那样的人，不会威胁、恐吓、伤害女人和孩子，更不会使用暴力。我也绝对不会过度饮酒，让自己行为失控。这个计划不断地发展完善，仿佛弗莱迪是在给我上了一课，教会我怎样成长，怎样不去变成像他那样的人。而在当时我对他有的只是仇恨，那种渗透在我的血液里和骨子里的仇恨。
些许报复的小火苗在悄悄燃烧，对于一直困扰我的无能为力而言，这似乎是一剂解药。我就做点小小的尝试，看看自己到底能把继父怎么样。比如，我知道他自己不认字，因此感觉受到所有识文断字人的威胁，从这里我想出了点门道。
有时，我故意大声朗读，其实没什么理由，就是想让他知道：也许我耳朵确实比别人大，但我会读书，而且还成绩优异，你可以对我们大打出手，但你就是不认字。有时候，我还更过分，捧着书，故意问妈妈，声音大到继父肯定能听得到，“这是什么啊？”或是换个说法：“这个字该怎么写呢？”有时我甚至就干脆问他本人，某个字该怎么写。
妈妈总是温柔地看着我，用她会说话的眼睛告诉我：儿子，答案你自己清楚的啊。这是我俩的秘密，知道他也奈何不了我们，所以她就大着嗓门回答：“我不会，不知道。”然后我们两个相视一笑，开心之极。
最后，就是发生木板事件的同一年冬天，深夜，妈妈和我以及其他孩子一道准备真正意义上的反抗了。弗莱迪用皮带抽打妈妈，这已经不知是多少次了，然后他扬长而去，到附近的酒馆喝个烂醉。妈妈从地上爬起来，用冰块敷在自己红肿的脸上，寻求我们的帮助。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她没再多说什么，姐姐奥菲丽娅和我就开始收拾行李，把衣服和杂物收在袋子里，没等她发话，就很快干完，因为大家都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一切。我们没再和什么亲戚住在一起，母亲在第六街租了个住处，离第八大道右街的后屋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我们把所有的家当都堆在一个购物车上，四个人站成一排就准备上路了。这时，我看到她神色慌乱，在口袋和钱包中翻来找去。抬头看着二楼的房门，她悲伤地摇了摇头：“钥匙……我没有钥匙。”说完，她整个人几乎都要垮了。
仔细看了看建筑的构造，我指着一个杆子说，我可以爬上去，跳到走廊上，爬进窗子，从里面把门打开。我当时瘦瘦小小的，爬树对我而言不在话下。我不仅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得到，更重要的是此举绝非寻常，这扇门是要通往新的生活，从此我们就不再受弗莱迪的骚扰。现在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要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此时的我要和弗莱迪开战。我别无选择，只能赢。就按我说的，我逐步实施着自己的计划，顺着杆子爬上屋顶，从屋顶跳到走廊，幸好，窗户正好开着，我就势溜了进去，从里面把门打开，我飞奔到楼下，母亲的脸上满是自豪与欣慰，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当晚就安顿下来，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心满意足。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看到我忧心忡忡，知道我是担心弗莱迪会再找上门来，把我们再次控制在他的魔爪之下。
“他不会来的，”母亲安慰我说，“他再也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新家的客厅，听到有个男人大嗓门的说话声，似乎在威胁着什么，好像是在说钱或是房租的事情。但那人不是弗莱迪，而是个我以前从没见过的白人。那家伙穿着厚厚的冬衣，说话毫不客气，母亲在一旁吓得瑟瑟发抖。
几乎条件反射一般，我冲进厨房，拿了把切肉刀就转身回来，用刀指着那个白人，怒吼道：“不许你这么和妈妈说话。”
母亲瞅了我一眼，让我注意措辞和语气，要礼貌些。
我们对视一下，我用眼神示意自己会听妈妈的话。我转身面对那个男人，手里依旧拎着刀，又说了一遍，但是口气缓和了些：“先生，请不要这么和我妈妈说话。”
他转身走了，屋里只留下我和妈妈。不过遗憾的是，这不是最后一次别人用这种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妈妈、对我以及姐姐妹妹发号施令。在以后的日子里，当那些白人或有钱人这么和我说话时，我一直都在咬牙克制着自己反击的冲动。
需要我们马上面对的事情就是弗莱迪又回来了。他周而复始的性格反复又要开始了。每经历这么一次反复，我对他的仇恨则会再添几分。刚刚一个多星期，我们又要收拾行李，回到那间后屋，而太平的日子弗莱迪最多能坚持个把星期。失望和不解啃噬着我的心。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妈妈曾经入狱，她最怕弗莱迪会再把她弄到监狱里去。再往后，我才完全明白，妈妈经济上无法独立，更无法养活四个孩子，所以就根本谈不上能逃脱得了，但在当时我能理解的是妈妈确实有难处，她进退维谷。
我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马上想出应对之策。一个周日的下午，我突然有了个主意。当时我正看着弗莱迪在吃妈妈做的饭菜，是美味至极的炖猪颈骨。看弗莱迪进食就像城里的小孩看肥猪在猪食盆狼吞虎咽一般，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厌恶。但这次不一样，看着他敲骨吸髓，吧嗒着嘴，在餐桌上磕打着骨头，我对他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极点。弗莱迪根本不知羞耻，因为他自己不仅吃相猪样十足，而且打嗝、放屁、打喷嚏从不掩饰，样样精通。就是这样一个粗鄙男人，不仅长相，甚至暴烈的性情和极强的攻击性和拳王桑尼·里斯顿颇有相似，而且天天叼着宝马烟，再加上嗜酒如命，还有威士忌不离手，此外还动辄就举枪对准自己的家人。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去嘲笑、侮辱、斥责、辱骂我们，特别是我，丝毫不会顾及别人对他的看法，这样一个人身上怎么会有人性可言。是因为我是家里除他以外唯一的男性？还是因为我能读书认字，抑或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要么这其中有着很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隐情？就不得而知了。
不知要过多久我才能真正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最终，我还是先明确了自己的短期行动计划究竟该如何实施。在那个周日的下午，看他啃着肉骨头时，突然一个闪念划过我的脑畔，那时的我应该不再是个不谙世事的8岁男孩。我心中暗想：我一定要宰了这个狗娘养的。
与潜伏在家中的危险形成对比，密尔沃基城市的北部充满了我那些幸福时光里的欢乐和情趣，在那里我度过了自己相对安全和正常的孩提时光。安全感从某种程度上是了解自己脚下这片土地和它的边界，这里最北到东西走向的W。卡皮托尔大街，再往北住的就是那些处于上升通道的中产阶级有色人种，那些孩子们的父亲都是职业人士：医生、律师、教师、保险公司职员、政府职员，等等，他们与城市南部的白人富人区仅一桥之隔，但由于种族隔离的不成文法律，这座桥无法逾越。住在城市北部中心地带的就是我们这些低收入人群，但各个勤勤恳恳、老实巴交，大多是钢铁工人和汽车工人，这些人几乎永无出头之日。（当然，我们在内心深处无不盼望着有朝一日也能过上街那边那样的富足生活，但表面上对那些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傲慢家伙还是表现出不屑一顾。）南北走向的第三大道是个主要的商业区，街两侧商铺林立，其中不乏高档商厦，如金贝尔百货、波士顿店、布瑞尔商店，等等，在第三大道北街上还有我最常光顾的价廉物美的折扣店。
离我们住的第八大道右街不远，就是第九大道万利捷大街的路口，我就在那附近的里氏大道小学读书，凑巧的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费莉的妹妹帕特也曾就读于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