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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很多青年“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准备在这里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但眼前的事实，却将他们满腔的热情化为一盆冰水。队里暂时给他们倒腾出一间房，里面有一张通长的大铺炕，能睡十几个人。中间用秸秆编成帘子再糊上牛皮纸隔开，男生女生各住一边。
这些十几岁的城里孩子，根本不懂什么是生活，怎么过日子，他们完全就没有独立生活的体验。他们领来的米会很快吃完，领来的柴火也会很快烧完，而用完了就一无所有，只好饿肚子。他们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睡在冰冷的炕上，日子一长，实在是有些忍耐不住。情况好的时候，一天三顿还能有米饭吃，但没有菜，只有跑到老贫农家借点盐，回来化成盐水，大家用盐水就饭吃。
那时候，他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吃上菜。有一天，集体户的户长对同学们说：“咱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吃菜了，下地干活觉得浑身无力。今天咱们都停半天，去山上找野菜，回来再到老乡家借点盐，咱们用野菜醮盐水，改善一顿生活，饱餐一顿如何？”
大家听了，都高兴得跳起来。留两名女同学在家做饭，其余的人都上山找野菜。十点多钟，上山找野菜的人就回来了，大家欢天喜地地美餐一顿，只见十几个人围在锅台边，每人手里拿着头号大碗，碗里的饭都是两碗扣在一起的，像小山似的，吃起来都碰鼻子。野菜醮盐水不知怎么就那么好吃，平日里叽叽喳喳的声音不见了，大家头不抬、眼不睁地往嘴里忙活着……
吃完饭，有人提议，“户长，咱们休半天吧，大家痛痛快快睡半天。”
户长也觉得浑身疲劳，于是就满足了大家的要求。这一觉不打紧，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还是贫协主席来敲门，把大家叫起来的。贫协主席是集体户的名誉户长，头一天没有看见这群孩子上工，就觉得很奇怪，以为孩子们累了休息一天，也是人之常情。第二天早晨上工，老户长见孩子们又都没来，便觉得不对头。急忙赶来，叫开门，见都躺在炕上不起来，便上前挨个叫。大家好容易支撑起来，把老户长吓了一跳。只见他们每个人的脸都肿得变了样，老户长问道：“你们干什么去了？怎么变样了？”
有一个同学吃得少，中毒较轻，便把头一天的事说了。老户长一听，马上到外屋察看野菜，一看就喊起来了：“你们这些孩子，什么都不懂，这哪是野菜！这种山菜有毒，你们都中毒了！”
说着，便往门外走去。
多亏老户长发现得早，他找来赤脚医生，又用当地的一些土办法给大家解了毒，没有几天同学们都复原了。
古家村虽然穷，但山里人心地善良、朴实。知青们得到他们很多照顾，那些往事都一一记在刘永好的心田里。他很早就暗下决心，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些朴实、善良的山里人过上富裕日子。这个理想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直到许多年后，当改革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刘永好顺应潮流下海创业，他选定的创业地点就是当年他插队落户、养育了他的古家村。因为，他熟悉这里的农民，他了解这里的农民。
2002年1月26日，刘永好被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聘为管理教育顾问。
2002年1月26日，刘永好被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聘为管理教育顾问。他在同该校几百名MBA座谈时，谈到了这段经历，他感慨地说：“我当了4年零9个月的知青，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心态，锻炼了我的身体。在农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市场，懂得了艰苦创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一定要上的。”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1）
刘永好从1982年下海经商，亲身经历了国家对民营企业政策的变化，也饱受了许多创业的辛酸和磨炼。对于刘永好来说，吃苦受累的事他并不害怕，人们因为不理解给他白眼看他也无所谓。他最害怕的就是因为政策的变化使他辛苦创办起来的企业流产。因此，他说，在他的从商经历中，最要感谢的一个人，就是当时的新津县委书记钟光林，当时，是他批准了他们四兄弟搞科技下乡，带领农民致富，也是他在当时有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提出异议的时候，给刘永好吃下了定心丸。如果没有钟光林的支持，也就没有刘永好的今天。
1。“第一台国产音响”流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差很大。恢复生产，恢复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但是，在1978年的时候，要搞经济建设谈何容易？一方面“要钱没钱”；另一方面，1000多万的已经回城和即将回城的知青，加上城市里原有的待业青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
在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方面，当时的国策是先引进国外资金“借鸡生蛋”。很快，可口可乐、松下、通用等国际知名企业来了，最早一批合资企业诞生了，作为当时利用外资的最大项目上海宝钢破土动工了。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是*1979年1月17日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彛⒐鸥�5位工商业界知名人士说的话，这句话一传开，全国工商界为之震动。就在1979年1月17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上海的老工商业者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紧接着，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小贩领到了据说是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北京的刘桂仙在一个小胡同里开办了首都第一家个体餐馆。还有一个曾经在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担任供销组长的叫尹盛喜的北京人，靠几千元贷款，带领一帮返城知青成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华的前门大街上做起了买卖，若干年后，他将“大碗茶社”办成“老舍茶馆”，并在老字号林立的前门楼前站稳了脚跟。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又过了几个月，在*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一份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对个体经济要“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8字方针。
闸门打开了。蕴藏于民间的财富创造力和创业活力“哗”的一下喷涌而出。可以说，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决策，为改革开放添加了源源不绝的、越来越强劲的经济动力。
从1978年起，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省凤阳县率先实行包产到户，当年，他们卖给政府的粮食，相当于过去26年的总和。从1979年开始，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就在城市改革还没有形成浪潮的时候，拥有8亿农民的广阔农村率先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副业、办实体，农民开始从土地中解放出来。1982年，国家号召科技兴农，农村又出现了新的一轮建设热潮。这时候，刘永好生活的古家村也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了，政府鼓励在搞好生产的同时可以发展多种养殖，原来的社队企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集体企业，农村已经出现了专业户，农民的手里开始有点钱了。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2）
如果不是1980年春节发生的一件事，恐怕刘家四弟兄各自还守着自己的“铁饭碗”，稳稳当当地过日子。
1980年春节，当邻居们都在热热闹闹地置备过年的食物时，刘家却显得冷冷清清，因为没有钱，心里早就打消了过年要吃好一点的念头。不想，二哥刘永行4岁的儿子偏吵着要吃肉。而当时肉太贵，实在买不起。为精打细算，刘永行就花6块钱去买了一只鹅回家打算过年。但等到晚上准备宰杀时，才发现鹅早跑得不见了踪影，全家找了一两个小时也没有找到，快到嘴边的肉“飞”掉了。刘永行不得已在路边摆了个修理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地摊，从初一到初七，短短7天，竟挣到了300多元钱。相当于10个月的工资。
干一星期就能赚到10个月的钱，这种做法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四兄弟的心里炸开了花。刘氏兄弟一商量：“既然能靠修理无线电挣那么多钱，能不能办一家电子工厂呢？”
促成刘永好兄弟下海创业的还有一件事，就是父亲刘大镛的去世。父亲刘大镛因为长期心情压抑，病得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