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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亏损和转换机制的提问，萨缪尔森也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我知道，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大型国营企业非常缺乏效率。一旦过渡到市场经济，我不认为大型国营企业能起什么作用。我想中国最好是从经济的最底层开始，实行市场调节。事实上，中国已在那个方面开展工作，让农民和手工工人自由买卖、自由生产……中国的大工厂如果想有什么作用的话，最终还得租给许多小的制造企业。中国可能朝那个方向进行试验。反对自由市场的官僚应受到惩罚，帮助小的生产者得到原料和机器的官僚应得到酬谢。在美国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创立企业时，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我靠我自己，赚钱我活下去；如果我是没有效益的生产者或者生产没有人要的产品，我就垮掉……我相信，中国只要照目前这条路前行，就可望在2020年成为全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的经济强国。但达到那种程度时中国要记住：混合经济如何运用税收和分配来缓解私人财产体系带来的贫困和不平等。我不认为转向纯粹的资本主义是正确的答案，但我真诚地祝愿中国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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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1）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先生在探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时，针对国内国际学术界和传媒界使用最多的“中国的崛起”这一说法表示异议，他认为把中国的经济定义为“再崛起”更加准确。因为直到18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大于美国，曾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如果仅仅以工业产出在全世界工业产出中所占的分量来比较，1860年代的中国工业产出占全世界的，而当时美国只占。也就是说，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仅是经济上的强大，而且在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乃至科学、文化、艺术和语言方面在全世界独树一帜。但近二百年以来，中国却大大落后于世界，特别是从1950年代到“*”后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经济的不到5％。中国的再崛起，只是经济上再崛起，还不是全面的再崛起，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诸如：严重依赖外来技术，贫弱的财富创造机制，以及战略性资源的对外依赖。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力度造成的。这种资源配置的低效最后主要体现在国家银行的坏账率上。现在国际上对中国银行坏账率的最低估计是45％，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世界主要经济中间坏账率最高的。此外，在1990年到2004年期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以年平均7％的速度递增，而中国自己石油开采量大概只能用14年。而这些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是和这些资源的严重消耗和浪费连在一起的。按照中国行业内的测算，2003年，中国每单位GDP的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几乎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和加拿大的3倍。① （）
正是因为中国经济一方面保持着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同时又表现为那么严重的低效性，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素质”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数量”，所以你在全世界的报纸杂志上，能够读到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完全不同的推测和预言。而且，即便是纯粹从“数量”尺度上比较地看，中国经济增长幅度也不是那么的令人陶醉——任何增长值被人口一除，就显出中国社会财富的薄弱基础。② （）但中国却显露了西方往往忽视的两面性：是个富国，又是个穷国；是个强国，又是个弱国。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2005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400美元，是美国的1/30，即使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世界185个国家和地区中仍然排在第118位。如果按照人均国民收入计算，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绝对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比如，按2005年中国人均GDP1400美元和年均8％增长率，来比较美国同年的GDP人均40000美元和2％增长率，2005年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为38600美元；2006年中国为1512美元，美国为40800美元，即2006年人均国民收入中国与美国的绝对差距比2005年的差距扩大了688美元。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在题目为《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的演讲中谈到对改革开放30年的观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特殊，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特殊，无论是法治指标、*感受指标，还是基尼系数都不算最差的；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并不特殊，其基本推动力主要三条：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前两项是改革的内容，后一项正是开放的内容。
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应当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发展私营经济；应当实现多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共同发展；应当建立法治，宪政县宪*。针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吴敬琏最担心的是这种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就是“两头冒尖”——所谓“两头冒尖”就是，成就显著、挑战严峻。从社会经济生活的现象层面上来看，日益突出的资源短缺和环境的恶化，包括*的蔓延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主要是“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外部失衡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造成中国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同时使自己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破坏与恶化。内外失衡体现在宏观经济上，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从而导致房地产、股票和收藏品的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和物价指数的上升。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些问题还会导致金融严重脆弱的系统性风险，一旦遇到意外冲突，让人感到危险。
吴敬琏还指出，如果从*在《资本论》里对西方国家19世纪传统增长模式进行的分析表明，这种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必定会造成“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或者说，物质资本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人工资本在总投资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贫困化。而一些著名的现代经济学家，像索洛、库兹涅茨、舒尔茨等也在研究中得出结论，西方国家靠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只有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增长模式，才有可能实现持续增长。
针对这些问题，吴敬琏通过深入观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主要原因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消除，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来自四个方面：
第一，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产权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定运用。1992年的十四大在确定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就是资源按照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进行交换。由于这种价格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市场交换可以使资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却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支配的。
第二，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这促使各级政府官员运用权力，投入资源去追求GDP的高增长，哪怕是无效率的高增长。
第三，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紧密相连，从财政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谓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财政支出看，在一次财政部召开的“财政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