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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不敷出。他讽刺道：“在国内，我们必须为我们最富有的15％的人群减税而浪费鲜有的财政盈余；在国内，我们要寻找我们的敌人，并不遗余力地打败他！”他计算出由于布什减税而可能造成的损失在今后75年时间里将达到12万亿至14万亿美元，而这些钱足够支付美国政府在同时期所有社会安全（万亿美元）以及医药开支（万亿美元）。
克鲁格曼对于流行国际主义者提倡的国家竞争力的概念嗤之以鼻。他说国家又不是公司，哪有什么竞争优势可比！那种华而不实的说法“国家像公司一样在国际舞台上参与竞争”（克林顿所言）被克鲁格曼批评是政客们的一种托辞，而把美国的经济状况恶化归结为与欧洲和日本相比缺乏竞争力不过是无稽之谈。因为尽管现在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比如贸易量），但是一国的生活水平仍然主要由国内的因素，而不是由某种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造成的——美国的出口额现在仅占GDP的10％，也就是说90％的美国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更何况如果欧洲经济保持强势，必将为美国市场带来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并可能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不是零和博弈，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把它们的重大经济问题归因于在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失败！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5）
没有一个活跃在知名媒体上的著名专栏作家像克鲁格曼那样孤独。人们很少在圈内的晚宴或者酒会上见到这个个子不高、其貌不扬的经济学家。除了一些*党人，说到克鲁格曼，很多人显然都是怒气冲冲。理由很简单，那些活跃在政界的流行国际主义者，很少没被克鲁格曼骂过的。
他刚刚骂过切尼，他又含沙射影地说切尼这次又在胡说八道，告诉民众美国大兵是解放者。但克鲁格曼是用切尼的老账来说明问题——2001年的加州能源危机。那次切尼对于能源危机假象视而不见的表现，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要么切尼只听从了能源巨头们的建议而没有咨询任何人，要么他思索再三决定还是由肇事者来平息这次危机。美国政府似乎一错再错而且屡教不改，克鲁格曼嘲笑说，切尼的问题在于他的谬误总是和他的盲目自信一样显而易见。
他讨厌那些粗心的计算和不求甚解的盲目结论，一旦发现会连名带姓地指出并且习惯地加以嘲讽。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是他挑刺的对象。
《纽约书评》曾经邀请克鲁格曼为劳拉·泰森写书评，但是最后编辑告诉他说：“你是在攻击一个很有威望的人物”，而不得不放弃发表他的文章。只要是他认为错的，不管左派右派他统统攻击。他从来不像其他的专栏作家或者学者，秉承一派的作风，并且为之坚持到底。当然也正因为这样，他得不到任何一派坚定的拥护。当然，他也要承担成千上万人的反击。对于很多共和党和保守派的忠实卫士，包括一些中左派的新闻记者来说，他们憎恨克鲁格曼的作品就好像克鲁格曼对于小布什政策的厌恶。有一位美国高中生建了一个网站搜集所有克鲁格曼的专栏作品，专供人们提出不同意见，其中回敬克鲁格曼的文章同样犀利。
所有读过他文章的人都承认克鲁格曼的能力，很多人不无惋惜地说，如果克鲁格曼在专栏里能够不那么狂躁地对待小布什和美国政府，那么他的情况也许会比现在好得多。也许克鲁格曼对布什太不留情面了——谁知道呢？克鲁格曼如果真的要做幕僚，他也已经等了三届政府，也许下一届美国总统会喜欢他，前提是小布什不能连任。可是克鲁格曼真的在乎吗？也许对于克鲁格曼来说，通向大众的专栏才是最重要的。他自嘲道：“我是堕落之海中孤独的真理之声。”
1999年2月18日上午，克鲁格曼终于接受了中国大陆一家媒体的采访，就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表自己的看法：
记者问：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以及世界经济到底有哪些重大影响呢？
克鲁格曼：对所有卷入这场危机的国家来说，这场危机抵消了多年的进步。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这场危机是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上最大的灾难。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这场危机对西方的影响实际上相当有限，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我最基本的想法是，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重要的不是情况如此糟糕，出了这么多倒霉的事情，而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方式令人吃惊，他说明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得多。
记者问：在您的一篇文章中，您将亚洲金融危机描述成一个泡沫经济的“三部曲”。您能不能简单谈谈亚洲的泡沫经济从生产到破灭的过程。
克鲁格曼：泡沫的成因很多。仅仅因为人气过旺，泡沫就可以产生。我认为亚洲的问题是，经济过热的同时，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严重的道德危害。因此，人们实际上在利用暗中的政府担保进行赌博。这种泡沫与别的地方的泡沫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这次发生危机的亚洲国家都是些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当世界其他国家热炒这些泡沫时，它们能够引进大量资本，于是泡沫就越变越大。你可以说，难道这不是亚洲国家特有的弱点吗？答案是，对啊。每个国家都有弱点。我不太清楚这些亚洲国家的弱点是不是比世界其他国家的弱点更严重。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6）
现在让我们看看泡沫是如何破灭的。肥皂泡破灭的一个原因是，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忽视一些基本要素了。我想泰国就属于这一类情况，泰国的过度建设实在太多，那种热度根本就不可能持续；另外，当人们突然变得悲观时，泡沫也会破灭。悲观情绪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一悲观，事情也就真的变得糟糕起来。而事情越糟糕，人们也就越悲观。我认为其他亚洲国家便是如此，它们都被传染上了。泰国使人们联想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泡沫于是也就破灭了，最终大家全都陷入了危机。
记者问：亚洲危机标志着亚洲奇迹的终结吗？您认为亚洲国家什么时候能从危机中复苏？
克鲁格曼：在这个问题上我犯过许多错误，我现在自己都有点糊涂了，不过别人也不比我强多少。我想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不会再谈论什么奇迹。我现在打个比方，在我看来，今天的亚洲有点像债务危机高峰刚刚过去的1984年的拉丁美洲，它离完全脱离危机还有5年。这是我的对比，但这种对比也有可能是错的，我们都作过许多错误的预测。我现在的看法是，会有复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有大规模的复苏。有可能在10年或15年之后，我们会再提起亚洲奇迹，但不是现在。
记者问：您推广了一种观点，即亚洲的增长模式是投资型的，而不是生产率型的。您是否认为亚洲国家将来应该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
克鲁格曼：我不清楚究竟谁知道如何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将来的投资大概会减少很多，所以这些国家将不得不转向生产率型的增长。但我当时谈的不是从政策角度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而是如何解释亚洲的增长及为何我认为亚洲的增长将会减缓。提高生产率十分不易，如果我们知道如何提高生产率，整个世界会比现在富裕得多。
记者问：一般来说，提高生产率的诀窍何在？
克鲁格曼：我认为充分的竞争、创业精神，以及鼓励创新的、灵活的资本市场会起作用。
在记者问及中国的金融及外汇制度时，克鲁格曼仍然是那么地胸有成竹。
记者问：中国经济是亚洲危机中的一个中心议题。您如何评价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包括目前的资本监管制度和银行体系？
克鲁格曼：我的印象是，中国在金融上一团糟——差不多完全破产的银行体系，严重的道德危害，大批呆账。多亏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使金融稳定得到了保障，也从而使中国幸免于危机。但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因为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会阻碍商业的繁荣，而且会招致*。但中国幸亏没有两年前就允许自由兑换货币。中国需要一步一步来，中国首先需要清理整顿国内的金融体系，然后才有可能允许其货币自由兑换。谢天谢地，这次危机前中国没有允许货币自由兑换。很多人曾建议中国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制度，但中国没有这么干。我认为，中国的官员们有些赞同这种说法，如果亚洲经济危机迟两年发生，中国可能就卷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