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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等于能力，它只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表征，是能力的基础。而能力不仅包含了一个人现在已经到达的成就水平，而且包含了一个人具有的潜力。只有那些能够广泛应用和迁移的知识才能够转化为能力。所以，我们不应该仅根据一个人知识的多少取简单地判定这人的能力高低。而刺猬恰恰犯了这个错误。他自恃自己的高学历，科班出身，就幼稚地以通常所谓的“天之骄子”自居，看不起在这方面不如他的同事，尤其是他的领导者——猴子——所有人中学历最低的一个。在他的眼中，仿佛做记者的应该是猴子，自己才应该是主编。
极度良好的自我感觉，使得他自我中心膨胀，甚至有些自恋倾向。自恋型的人不断需要别人的赞美并缺乏对别人的感情和需求的移情。缺乏移情是由于强烈的自我关注，还由于难以把别人当作有各自需求的独立个体。刺猬表现出来的就是在会上与猴子公然针锋相对，俨然一派目中无人的样子，极力想把大家的的关注点吸引到他身上。
这些都说明，刺猬的现实检验感太差，以致于无法摆正在集体中的位置。他脑子里充满了“空想社会主义”，自认为有一种优越感，全能感。
但我们可以看出，他这种“全能感”的背后其实隐藏了深深的不自信，甚至可能是自卑，是一种“伴无能感之全能感”。所以他只能用那点“台面”资本作为支撑自己的面具。
“伴无能感之全能感”也是人口欲期固结的一个表现。人在婴儿期时只有自我，无法感知外界，因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在遭到挫折打破他这种想法后，就会伴随产生一种“无能感”。这个矛盾解决得好，就能够使他顺利地度过这个时期而勇敢地面对并接受挑战。反之就会固结在那儿形成自卑心理。
刺猬的这种“无能感”体现在对他所认为权威的屈服——无论是工作管理上的权威——猩猩，还是学术上的权威——李银河和某法学教授。在刺猬眼里，猴子在学历上不如他，地位上也不是说话就能拍板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相反的，猩猩是编辑里的最高主管，是他们中说话最有分量的人。所以当刺猬紧紧“咬”住猴子不放时，猩猩只说了一句，他就松口了。同时，他作为一个新闻系的学生，却害怕新闻采访，因为他坚持认为像他们那样的“大家”是不会接受一般采访的，对猴子的劝导也“不以为然”。他这是典型的采用“回避”的防御机制，以缓解心中由于对采访的恐惧引起的焦虑。回避采访其实是害怕权威，害怕自己不如权威，被看不起，被拒绝，从而无法完成工作任务，再被人轻视，被人指点。他要维护他光鲜的“大象牙塔”形大象，所以是绝不愿这样的情形发生的。于是，他冒险交了两篇“采访自己”的稿子。这是他在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权威时极度不自信的表现。
正是由于刺猬这种“伴无能感之全能感”在他心中引起的矛盾和焦虑，使得他根本无法专心认真地投入工作，以致于他半个月也组不好一篇能用的稿子，直接导致他出局的命运。
由于上述刺猬在口欲期严重固结的表现，导致他的肛欲期也没有发展成熟，仍然存在固结，表现在他对性的禁忌上。
前面提到了他在会上公然与猴子分庭抗礼的表现，认为不能办成性刊物，因为“没人好意思看”，所以他更不好意思办。在他的观念里，性是极为隐私的，也许还带有肮脏、下流等更为严重的负面色彩，与他“大象牙塔”应该的纯洁光彩形大象不符。虽然我们无从得知这究竟是潜意识的体现还是压抑，但都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他的思想与杂志南辕北辙。心不往一处想，劲不往一处使，工作自然也就干不好。交不上稿，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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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对一个职场失败者的精神分析（2）
正如刺猬这种动物一样，Ａ刊里的这只刺猬也是“浑身带刺”看起来扎人很疼的样子，其实是为了掩饰包裹在那一身刺下的柔软无力又极易受伤的身躯。即使“牙尖嘴利”，也只能 “捕食昆虫和小动物”，成不了大气。叫他刺猬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刺猬住在“大象牙塔”里，这个“大象牙塔”不仅仅指大学校园，更说明了刺猬的身份，隐喻了他不切实际的自我意识。正是由于他这些人格特征和心理特性上的缺陷和不成熟，使得他过早于职场夭折。
另一个差一点在国庆节被辞掉的人便是驴。
驴的留用原本就是一个阴错阳差的错误，所以，辞掉驴在计划之内。但是，猴子对驴的格外关照，并且反对辞退她，使得驴得以留下。
猴子认为，驴的文章非常不错，写作能力很强，而且很敬业。
当时猴子也已经意识到，驴很“个性”，说话办事常会显得很“愣”，和编辑部里的同事交往都有一些说不清的障碍。但是，猴子仍然护着她。
几个月后，当猴子不得不开除驴的时候，驴曾给每个编辑打电话，说猴子的坏话。编辑们的反应是很吃惊，编辑们对猴子说：我们私下还一直在议论，认为猴子对驴太好，甚至有些偏心呢……
也只是在开除驴的时候，猴子才意识到，驴的问题在于，她把自己看得太强了。她同样没有摆对自己在一个集体中的位置。
猴子当上执行主编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了猩猩原来定的编辑工资发放办法。
猩猩原来对应聘编辑的人谈的待遇是，试用期三个月，每人每月一千五百元。猴子建议说，应该在有底薪的基础上，实现版面制，即每编发一个版的稿件，加一份版面费，以此激励员工多出活儿。猴子的想法很简单：多干多得，不干不得，激发员工积极性。
猩猩接受了猴子的意见。新标准是，每人底薪一千元，每个版的版面费200元。猴子建议每个版的版面费１００元，猩猩坚持要给２００元，猩猩说：“就是要让大家多赚钱嘛。”这在当时北京市的媒体里，是相当高的标准。事实上，是太高了一些。
这个方案报送到熊那里，熊没提出异议便同意了。还打印成红头文件，盖了公章。
这为未来留下了隐患。猴子提的每个版面费１００元是一个比较好接受的数字，而猩猩将它提到２００元，熊可能又是因为不懂编务，没有算过，所以就批了。一个月后编完一期刊物，向上报帐单时，熊一看总帐，就急了。
《Ａ》原来设计六十四面，后来改成一百二十八面，这就意味着整本刊物的版面费要三万元左右。加上猴子和美编的工资，要四万多元。
而且只有四五个编辑，所以每人的工资加版面费算下来都有五六千元，并不比猴子多多少。猴子自己也发稿，但他规定，他自己作为主编发稿不再领版面费。
这个当初制定标准时没有算好的帐，导致了后来这本杂志编辑人员和公司领导层，主要是熊的第一次冲突。
至于给作者的稿费，规定是每千字二百元。这在当时北京的媒体中，算中上等。
猴子上任不久实现了另一项“改革”，就是针对坐班制的规定。这也成为后来公司其它部门，以及熊将矛头指向猴子和《Ａ》编辑部的根源之一。
全公司各部门，包括其它几家媒体，都是每周五天上班，甚至要打卡，不能迟到早退。但是，猴子来之后提出，《Ａ》每周一三五坐班，后来又改成二四两天坐班。
有人说，这是因为猴子自己住的远，但坦白而言，这真的不是猴子为个人的考虑，事实是编辑不来的时候，猴子也经常被召来开中层会。而主要是，猴子认为编辑工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每天一群人坐在办公室里对工作没有任何好处。要让编辑自己自由地安排时间工作，编刊物只看结果。何况写稿编稿在家里安静，效果好。
猴子这决定受到猩猩的全力支持，虽然熊提出过反对，但因为猩猩的支持还是得以实施。猩猩自己不会从这改革中得到任何好处，而只有麻烦。因为猩猩就住在公司所在的院子里，每天都到公司。编辑们不在，有什么事都要找猩猩，无形中猩猩的工作量加大了。但他坚决地认为，编辑没有理由天天坐班。
部门都坐班，看着《Ａ》就难免眼红，同一个公司内部组织与组织间的矛盾便这样形成了。
但是，多年之后，成为一名讲授管理学的大学教师的猴子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变革是人性化管理，错的是公司，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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