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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队真正的成就是我们做到了在战区进行快速研究。在数周之内我们检查了大约三百五十辆坦克，其中一百辆在战争期间做了检查，其余的在战争胜利后检查。我们往北到戈兰高地参观了一些坦克修理库房，查看那些曾遭受较为轻微的损伤的盔甲。我们不想错过任何完整的图片。事实上，我们往返奔波于我们的国土，其现在的面积比战争以前要大4。5倍。当我们完成任务时，我们已经检查了超过六百辆坦克，收集了综合研究所需的数据。
回到总部，我被提名来编制材料。一群新的学术型人才被招募入伍，我从中挑选了两人来帮助我。我们不得不整理材料，对其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这些新兵们注重细节，毫无怨言，工作做得非常不错。在所有的材料整理和归类后，我们写了一个详细的总结，附上照片，并印了五十册，被界定为最高机密。我以为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重要的工作，但这得留由我们上级决定。
1967年9月，在犹太新年的前夕，我们向总参谋部业务部门负责人埃泽尔·魏茨曼将军递交了最终的报告。魏茨曼将军以爱搞恶作剧而为人熟知，他收下报告，把它放在自己头上，顽皮地笑着说道：“我该怎么利用它呢？用它作为一个太阳帽？”他不是唯一一个小看我们成果的人，相当多定期接收我们报告的作战单元高官对我们的成果都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他们称我们为天才，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结合实战而进行的系统性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的结论刚好不符合他们的惯常做法，他们往往不会立即关注我们的这些报告。
埃泽尔·魏茨曼对于我们报告的反应也不例外，亚当·谢菲的著作也曾遭受同样的命运。亚当是一名很有才华的军官，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他一直在摆弄一个安装在我们Linolex计算机上几乎过时的文字处理程序，试图创造类似对数表的东西，通过对结果的编程，他得到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计算机化的射击范围图。利用这样的图表，一个炮兵炮手能将相关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立即可以锁定目标范围并开火射击。但当谢菲将这个研究成果递交给他的炮兵部队首领的时候，却讨了个没趣。他们习惯于手工计算，对谢菲提出的概念嗤之以鼻。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他们选用了这项技术，他们就是在做拿普通金属去换取黄金的好买卖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这项技术，直到最后其中一人真的进行了尝试，一下子就见识了这项技术的优点，决定接受这项技术。亚当·谢菲绝妙的即兴创作最终引领了野战炮数字自动计算技术的发展（FADAC），现在这是以色列国防军设备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的报告也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认可，作战部门的某个重要人物在看到报告之后，意识到了它的真正价值，并将其以巨额数目的价格卖给了德国部队。只有这样，在它受到了国外认可和赞美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终于转变了观念，开始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工作成果。当前，我们的报告已经被用作以色列国内和国际上的一种教学手册。此外，退休的少将艾莫斯·霍雷夫最近告诉我，事实证明，报告对以色列梅卡瓦主战坦克的设计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报告的重要性源于一个事实，我们已经意识到实战中的坦克性能与演习时不同。在实际战争中，温度会更高，机器上满是灰尘，它会用尽燃料，并且弹药的可用性也是波动的。我们有先见之明，从战场上收集这些数据，经过科学的分析，并得出明确的结论。这些努力最终影响了研发和部队的快速反应。
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证明以色列人力资本优势的许多证据之一，同时也进一步佐证了我们这一特殊单位存在的正当理由。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频道曾报道，美国人在此次战役结束后进行的试验导致了“积极性防御”这一知名理念的发展。如今，积极性防御在装甲设计中被视为最先进的工艺技术。
由于我在装甲领域的出色工作以及我对战事的实际参与，我从第二中尉被提升为第一中尉，这比按部就班的提升提前了好几个月。我在以色列获得惊人胜利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开车。在米什卡的指导下，我已经在西奈沙漠条件极差的道路上进行了大量的练习。我从哥哥那里借来些钱，并将我几个月的部队工资也投入到了学车课程当中，并最终通过了驾驶考试。战后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让家人搭乘部队的小卡车参加我在以色列理工大学的毕业典礼。作为新手，我一路小心地将车开到位于特拉维夫诺尔道大街的公寓，当到达的时候，我看见父亲和母亲，还有站在他们中间的弟弟阿姆农正站在阳台上等着。他们都穿着安息日最好的节日服装，喜气洋洋的。我能看到母亲悉心栽培的仙人掌类植物，还有弟弟也长高了不少，只是我的父母似乎比我记忆中更加瘦小了。在我离开的这段不长时间里，很多东西都发生了变化。
在把大家都安顿到车上之后，我又去海法接上了马蒂亚。当时还在以色列理工大学读书的她正在公寓里等着我们。在我们走进她房间之前，我已经看到了她，典型的本地土生土长以色列女孩：长长的腿，没有化妆，平滑的黑色马尾辫和一个完美的笑容。我们在贝尔福地窖里享用了快乐的家庭餐，是用我部队工资支付的，然后我们开车前往以色列理工大学参加仪式。当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母亲强忍着泪水，而父亲和我握手，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我是家庭里第一个获得学士学位的，在确保没有人看的时候，马蒂亚给了我一个热情的亲吻。令人难过的是，我的哥哥乌里不能赶来参加仪式，他是一个基布兹＇基布兹（英文kibbutz）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在希伯来语中它是“团体”的意思。在以色列，基布兹是一个供人定居的组织，它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制的基础上，将成员组织起来的集体社会，在那里没有私人财产。基布兹的宗旨是在生产、消费和教育等一切领域实行自己动手、平等、合作。基布兹在以色列的创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农民，第一职责就是土地，不能站着等待任何事情，甚至是弟弟的毕业典礼也不例外。
战争教给我关于自身和这个世界的很多事情，有些是现实的，而也有些是哲学层面的。我见证了生命的短暂，但作为年轻人，我用“它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思想将自己的恐惧伪装起来。我经历了与敌人的短兵相接，近到能闻到它的气味，这使事情变得更难。我意识到作为一个男人既不是生理学上的意义，也不是要摆的姿态，而是人生的使命。它不仅需要勇气和机智，而且需要勤奋和坚韧。我意识到我对自己和国家的责任，一个团结的集体所产生的力量，以及我本人作为单个个体的力量。
我在战争期间及之前积累的个人和专业经验财富是巨大的。我开始意识到以色列人力资本基础的重要性，以及从她自身的队伍里锻就的有才华和凝聚力的团队可以发挥的强大影响。理论的分析与实践相结合，这激发了我的想象力。“脑…纸…笔”变成了一个有效的武器系统，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的才智有其市场价格。
第3章 三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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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在一家印刷合作社上班，微薄的工资勉强够维持家庭的开支，母亲之前在一家电力公司工作，但当弟弟阿姆农出生后，她就辞职在家专门照看他了。我的哥哥乌里在他15岁那年，父亲就劝他退学开始工作。他欣然从高中辍学，先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工作，并上夜校去完成大学入学考试。对于他为家里做出的牺牲，我父母感到非常欣慰。
乌里离开学校时是毫不犹豫的，再后来他进入了位于加利利的伊夫塔赫基布兹。他深受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该思想强调耕耘土地以使以色列人民将“被种植于被迫迁离的自然土壤中，深深地扎根于赋予生命的物质当中”（戈登博士，以色列劳工运动思想家）。我在孩童时代有着相似的想法，这主要是因为我崇拜哥哥并他支持的思想，同时这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理想。追随青年运动的额外好处就是可以跟自己的朋友们一起服兵役，并最终一道进入基布兹。但我终究是个来自都市的小孩，是一个热爱脑力劳动胜过体力劳动的书虫，我害怕步哥哥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