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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公司的分销服务，这样B&BE公司差不多一半的销售额将不复存在，这也正是他们担心的原因。
悬而未决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常说，奉承使人一事无成，不过我认为奉承没什么坏处，甚至可以缓解压力，因此我接下来的语气变得几乎谄媚。
“牛顿先生，您说得对！”我说道，“如果竞争对手收购了我们，贵公司将承受很大损失。在您看来，损失能到什么程度？”
“那将是个巨大的未知数，”他回答道，“我必须思考一下并做一些计算。”
我点头表示同意：“抛开猜测，让我们来看一下最糟糕的情况。”
在当时，为了减少行业内的竞争，我们了解有三家公司可能有兴趣并购新维软件公司，他们分别是IBM、CA和Platinum，这三家均为美国公司，都在开发类似的产品并有完善的分销系统，也可以同时销售我们的软件程序。牛顿先生随后将BMC和Sterling两家公司也加入了这个可能发起并购的公司清单，接下来我们继续讨论补偿的计算方式。我提到：“牛顿先生，我们正在讨论的协议期限是三年，即从1997年到2000年，如果有人在2000年并购我公司，该给贵公司的销售损失补偿是多少？如果并购发生在1999年，补偿又该是多少？”
我们画了条抛物线来展示各种不同的情况。如果在签订新的分销协议一个月后，有人并购了我们公司，B&B公司能得到大约六百万美元的补偿；如果并购发生在合作的中途，B&B公司遭受的损失最大，相应地我们应付给他们的补偿金也最多，可能达到一千二百万美元。在这个时间点之后，我们公司应付的补偿金就会稳步减少。假如我们在协议期结束前的两个月被收购，B&B得到的补偿会更少，这是因为到那时，他们的分销权也差不多快到期了。我们一起就不同情况进行了计算，并最终达成了补偿协议，这使牛顿先生放心了很多。
接下来，我打出了我自认为的一张王牌。“牛顿先生，”我说道，“那如果有人收购了贵公司会发生什么？对我们公司有什么样补偿？”
虽然他有些吃惊，不过还是给出了我所希望的回答：“一样的，罗尼，我的朋友。”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澄清一下：“那么具体的补偿金额如何？”
“补偿金额或多或少是一样的，”他回答道，“我们不要把事情弄得复杂化。”这就是我们当时确定的补偿方案。在新的协议里，有关补偿问题具有对称性，也就是说，完全互惠。
我告别了牛顿先生，然后将协议草稿提交给我们公司董事会，提请他们批准。在听完了我的阐述之后，董事会成员极力反对：“你怎么能够同意如此高的补偿？毕竟，如果真遇到我们被收购的情况，那么我们将承受巨大的损失！你一定是疯了！”我平心静气地解释道，牛顿先生的要求是正当合理的，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条款。为了使双方处于同等地位，我在考虑了对方的上述要求后已经同对方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然后，我补充说：“退一步来讲，我有七成的把握，某一竞争对手并购B&B会在我们公司被收购之前，不要问我是怎么推断的，也许是直觉，也许是神灵的启示。因此我强烈建议你们同意这个协议，因为即使重启谈判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最终，董事会成员在愤怒和惊恐中同意了这个分销协议。
我现在急切想找到的，正是这个当年让董事会心烦的条款。突然，白纸黑字的条款映入我的眼帘：“补偿约定：在协议期结束前，如果协议一方被收购……”这个条款规定，自收购之日起，B&B公司，或者当下准备并购B&BE公司的BMC公司，将支付给我们公司大约1000万美元作为补偿，但我仍然有些坐立不安。我电话咨询了公司的律师米基·施皮格尔曼，然后又打给了远在加利福尼亚的加利亚，他们都确信该条款是有效和具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的确有权主张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这太令人兴奋了，当时在我看来是巨大风险的事情如今变成了重大机遇！
两天之后，关于BMC并购B&BE公司的交易有了正式的公告，太好了，他们就要补偿我们了，真的就要补偿了，我这样安慰自己。不过规模如此大的收购，又有很多的细节需要落实，也会碰到很多不曾预料到的困难，因此花上好几个月是很正常的。现在对我而言，最好是等上几天再跟荷兰B&BE公司的汉·布鲁格林通电话。如果现在打电话过去，我一定会责怪他为啥对即将发生的并购只字不提。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是他，我也会不告诉对方的。不管怎样，我当时很生气，但我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向他表示了祝贺，希望他和BMC公司一切好运。在我向他们提出补偿要求前，他必须安排一次会议，以便我跟他们新的管理层见面会谈。
“BMC究竟了解不了解我们？”我随口问道。“他们知道新维软件的产品占B&BE公司销售额的35％，超过B&B公司自己产品在欧洲的销量吗？”汉回答说，随着并购的深入推进，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些的。从他谦恭的语气中，我还是听出了紧张。
“至于与他们的会面，”他继续说道，“这是个好主意，通常来说，面对面交流的效果最好。”
据汉的消息，BMC公司的二号人物、市场副总裁里克·加德纳将很快到德国组织合并工作，这将涉及B&B和BMC两家公司很多雇员的利益。汉建议我们去欧洲，在那里他将安排我们跟里克·加德纳会面。在会面之前，他希望我们暂时不要提关于补偿的任何事情，以免破坏会谈的气氛。
按照协议规定，受损失的一方有权在30天内提出索赔，因此我同意先暂时不提补偿的事情，并感谢他的邀请，实际上我非常生气，但表面上还是表现得很礼貌。谁也无法预料德国会面可能带来的结果，即使对方同意补偿，我们实际拿到这部分钱可能也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没有公司会慷慨付钱，即使是像BMC这样规模很大的知名公司。我召集公司董事会进行商议，大家一致同意，决定先发制人，在欧洲建立基地，开办独立的分支机构。这其实是我们既定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推迟了的计划。现在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因为收购B&B公司的消息已经公布了，欧洲的客户可能已经开始做其他安排了。那些过去跟我们一起打拼的B&BE公司销售及售后支持员工可能会解散，而这些人正是我们经认真考虑要成立的分公司所希望雇佣的人。
接下来我往返于伦敦、马德里等欧洲国家首都，与公司1994年那一轮招聘时已经接触过的一些关键人物会面，同时面试一些新人，向他们说明一家欧洲公司正物色一批管理或销售岗位方面的人才。简而言之，我们在为成立新维软件欧洲公司奠定基础。
当我返回以色列，我的妻子马蒂亚来机场接我，带来两条消息，一是我们的儿媳希瑞特怀孕了，这将是我们家第一个孙辈孩子；而另一条消息则令人担心，我们第三个儿子雷蒙意外地离开了部队。马蒂亚知道我正经历一个工作上的困难时期，因此当时她已经推迟告诉我这些了。
雷蒙的一侧脸由于患“贝尔氏麻痹症”已经瘫痪。像雷蒙这样20岁左右年龄的患者，麻痹症状通常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但还是很让人担心。当年我在上大学时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没有治疗就很快消失了。我期望雷蒙的情况跟我当年类似，症状同样轻微。“你带回他想要的东西了吗？自从回家他都没有再摸过钢琴。”马蒂亚问道。当然带了，不管平时的工作压力再大，我也不会对孩子们食言。
雷蒙从孩童时代就开始弹钢琴，后来他在爱国者导弹部队服役，这意味着他只能在休假的时候弹。在我去欧洲之前，他给了我一份散页乐谱清单，希望能在伦敦买到。实际上我在伦敦停留的时间很短，不得不从机场乘出租车专门去市里买，因此这个礼物的成本要高于在以色列本地买，但是显然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
我们进了屋，当看到雷蒙脸上由于神经麻痹表现出的严肃表情，我感觉心头一痛。他看到我后尽力出现的笑脸也是不对称的，在给了我一个拥抱之后，他打开礼物开始弹琴，这给了我些许的安慰。马蒂亚也松了口气，我很快走进卧室去打电话，开始寻找神经学方面的专家。
虽然BMC在德国的会议日期日渐临近，但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