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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家不是律师，如果法学家把自己变成一个律师的话，那是很悲哀的。知识分子讨论改革，也不能仅从“律师”的角度去讨论，而要从类似“法学家”的角度去讨论。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像大学教师聘任制度这样的事情，完全应该是大学内部的事情，每个大学都应该有权制定自己认为最能实现自己理念的教师聘任制度。对教师聘任制度的过分国家主义的干涉是不恰当的，肯定不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自由签约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
我已经讲过，法律依据不应该是一个问题。说白了很简单，就像签一个合同，但不等于说合同不会更改。由于事后情况发生变化了，原来的合同不一定是最优的，所以我们要找一个办法，重新讨价还价，重新签合同，来解决问题。好比说原来的合同规定雇你50年，情况变化以后，从社会总体的效益来说继续这样的合同是不好的，不能再雇你50年，你应该去干其他的事情。怎么办？我仍然让你走人，但我给你补偿。当然在法律上可能有不同的补偿标准。
一种情况就是约定赔偿，就是合同事先规定：假如我提前解除合同，我要给你多少的补偿；另外一种情况，是让法院判决——如果你重新找一个工作比这个更好的话，那么法院可能判定我赔偿很少甚至不用赔偿你。
6。3 大学改革：公共选择与公共理性问题
大学改革：公共选择与公共理性问题
赵晓：我们这次改革，从公共选择的程序上看，我们采取的是大讨论的方式，其中改革方案一稿、二稿都上了网，大家都在讨论，不仅利益相关者，甚至全世界都可以参加这个讨论。
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张维迎：这个是“歪打正着”，没有什么目的。本来一开始只是想内部讨论，但这是信息时代，有人放到了网上，就发展成了社会讨论。
龙希成：但是其他一些大学不是这样，像南京大学就搞得很好，但没有引起大的讨论。
张维迎：北大可能跟其他的大学不一样，自由讨论的空气比较强，也比较容易受人关注。清华大学做好多事，都能静悄悄地做。但北大不行，北大一点小事就会弄得满城风雨。
龙希成：你怎么评价这种大讨论式的推进改革的方式？
张维迎：现在还不好评价。有好的地方，就是“商议性民主”。先寻求大家理解，广泛讨论，达到共识，即使没有达到全部共识，大部分人达到共识也可以。因此讨论起来比较费劲，但执行起来会顺利得多。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领导把握不好的话，他会把少数的反对声音当作多数的声音。在任何一个公共性的改革当中，拥护的人一般不说话，反对的人才去说话，所以容易让人误以为反对的声音多。
我很赞成邓小平不争论的做法。如果中国任何一项改革，都要全民大讨论，那准完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一开始确实是只有少数人能够认识到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领导者。任何一个组织在变革的时代，这个组织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所有人都能认识到，那就不能叫变革了。
龙希成：这同样需要校长有特别的判断力，能择善而从，不被舆论左右。
张维迎：这个在中国与国外也不一样。在国外，校长要推进改革，他是坚定不移的，可以听你的意见，可能有些地方要做些修补，但该推的还是要推。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大家可以自由表达的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当某一个改革措施有人反对就不去做，因为没有一个社会可以达到全民一致。国外有国外的机制，比如说公民公决。但即使全民公决也规定，51％的人同意就行了，另外49％的人再反对，照样往前走。要100％的人同意，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太可能的。
我想我们这次改革已经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但是要照顾每一个人的利益，要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包括说的每句话让每一个人都舒服，那不可能。
龙希成：这次讨论中，似乎文史领域的人反对的声音比较多。
张维迎：我想这也许跟学科的特点有关。北大的理工科，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和国际接轨的比较近一些；而人文学科特殊性较多一点，这可能是个原因。但我相信，有些批评者过分夸大了人文科学的特殊性。人文学科必须要有科学基础。坦率地讲，有些反对的声音，真不好回答。因为我们讨论问题总得要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如果你不承认这些共识，你从这儿抓一句话，从那儿抓一句话，然后批评，那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要略微展开一点谈的就是，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在思考社会变革的时候究竟应该如何思考。我想首先他得对得起历史，十年二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你当时说的话究竟是不是出于公共理性。对于知识分子，我们通常强调他对社会的批判性，这是对的，但另外一个同样重要但却往往为中国人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知识分子发言时必须要有一种责任感——历史与社会的责任感。你批判不能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应当为了完成历史与社会目标。你批判一个东西不行当然可以，但你一定要负责任，能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
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历史与社会责任感在面对重大改革时更是重要。这是因为，批评现有制度，你可以不提出建设性的东西来，你批判的目的就是促其改革；但你批评一个改革措施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这是我的看法。
龙希成：如果北大主要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进会怎么样？比如设立“北大高等研究院”；像光华管理学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似乎都是增量改革成功的经验，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张维迎：其实我们这次引入竞争也是增量改革。你看所有的教授都不动，这本来就是增量的问题，但是我讲过，完全的增量改革，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回旋的余地。完全的增量改革达不到改革的目的，20年北大都改不过来。
赵晓：是因为前面说的“坑”都占满了。
张维迎：是这样。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尽量推进增量改革，包括学校采取好多的措施，让不适合当教授的人转岗。所以我说这次改革根本谈不上是“休克疗法”，只是小跑步小修补。没有哪个改革比这个更温和的了，除非不改革。我知道反倒有一些学校搞了“就地卧倒”，那可是激烈的改革。
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北大拥有最好的教师队伍，做出最好的研究成果，保证学术自由，破除官本位并提高教授在学校决策当中的权力。我们的目的都是往这上面靠。我看不出任何改革与这些目标相悖并损害这些目标的。
事实上，北大很多人的讲话都很让我感动。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讲师说：“假使三年之后、六年之后，我必须离开，我也认为值得。因为这是我来北大的目的，因为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够在北大呆得住，这才是我想去的北大。如果最后证明我不优秀，我宁可自己离开。我不愿意去一个不尊重学术地位、拉帮结派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给我正教授地位，我也不去。”这样的话你感动不感动？
赵晓：感动。不过，要拿到Tenure这个“铁饭碗”要付出很多，可不是随便给你的。
张维迎：没错，那是你争来的，是你做得优秀的回报。而那个时候你的腰杆就硬了，当一个人真正在这个体制下成为北大教授以后，那他说话的胆量就会大得多了。而现在好多情况下，他的位置要靠去拉关系，或者靠找人照顾才得到，那他的腰杆当然硬不起来。
龙希成：面对这次大的讨论，你是否感觉到压力，或者会不会屈从于舆论压力而在方案中作一些折中？
张维迎：没有。
赵晓：但似乎方案二和方案一相比，还是有很大的改动。
张维迎：没有很重要的改动。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一些程序性的规定。我们讲，学术标准我们只能靠程序，比如说招人，要公开招聘、公开面试、教授投票，等等。那些不优秀的人要混过这些关就很难了。如果是在过去，系主任或者院长说行就把他弄进来了，别人没有发言权。现在要增加教授的权力，我希望以后教授的权力还能增加。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