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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已经创造出一个好的方法，你为什么非要用另外一个方法，又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一种别人没法接受的方法、制度呢？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2×5=10，你为什么要整天按照2＋2＋2＋2＋2＝10办法计算呢？如果已经知道人家的某个规则和制度是最有效的，为什么你不去学习呢？我想我们不应该有这个偏见。
就规则而言，我们必须承认，有好多东西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东西，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好比说我们参加体育比赛、足球比赛，人家已经有规则，你要做到提升我们的名次，你就是按照这个规则打败他，拿冠亚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而不是说不行，因为是你制定的规则，我们要是参加一定会输，所以我们不参加。我们成天讲要修改规则，也许每个民族也都希望按照自己的规则来游戏，但是只要你进入国际竞争，你就会发现规则有个“先动优势”，也就是说它一旦为多数人接受以后，要改变起来是很难的，相比之下，接受的成本反而更低。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就要比较一下，是成天争着改变规则、不遵守人家的规则好呢，还是接受人家的规则，做出优秀成果，再逐渐参与到新规则制定中去好呢？我想是后者。
当然，你如果做得好的话，人家会学习你的方法。我想外国人也在学中国，只要你做得好，别人就会接受你，不会因为你是中国人而拒绝你。乒乓球的比赛规则主要是我们中国人制定的，人家也接受了。当然我们承认人文学科，你感兴趣的东西别人不一定感兴趣，但这仅仅说明你的研究对象可能跟人家不一样，并不见得不能使用共同的学术规范。
5。2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国人的大学理念争执
龙希成：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人的文化理念。中国人自己的大学理念是什么？为什么这次反对方案的人能够赢得那么多的呼声，跟民族主义情绪不无关系。有学者提出，引入外部评价标准，很大部分都是外国的东西，理工科、数学这些都可以，但是人文学科就不行了。
张维迎：为什么说我们的大学跟人家有差距？就是承认我们的学术规范跟人家有差
距。你应该承认美国的好多大学，在许多学科领域，人家是做得比我们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借助别人的力量呢？知识本身就是无国界的。你可能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但不等于说你可以封闭起来，自己认为自己最好就行了。其实，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发展，好多都是靠引进国外的一些研究方法，才一步步做起来的。我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
中国第一部研究语法的书是《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根据的是“西文已有之规矩”；其他研究中国语法的大家像吕叔湘、王力，无不借鉴和参照了欧美语言的语法体系。20世纪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泰斗人物费孝通1938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用的是从外国学到的方法研究中国的乡村经济和生育制度，潘光旦更是留学美国拿到硕士学位归来以后用学到的知识“探索中华民族强种优生之道”。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最好的哲学史家冯友兰，他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回来以后做的研究，从新的视角来整理中国的哲学。再如王国维，他是借鉴了尼采和叔本华哲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文学。还有季羡林，真正奠定他学术地位的是《大唐西域记校注》，而他校注这本书主要参考了两部书，一本是日本学者的专著，一本是印度学者的著作。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如胡适，金岳霖和赵元任等人也都是这样。
除此之外，科学还有个交流的问题。你自己做的一个东西，你跟人家没有可比性的话，那怎么评价你有成就？
赵晓：我们的改革，更多借鉴的是西方成功的模式，来对已有的比较落后的治理结构、机制等等进行改革，但是如果我们将来真正是一流的大学，那么我们整个学术规范和学术标准，的确不仅有借鉴的一部分，还要有创新的一部分，如有人提议将来要建立对中国文献的引用，等等。你怎么看？
张维迎：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像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大概有六十几种杂志，都被国际SCI作为引用杂志。说明人家也是承认的。
如何使得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变成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责任。
人文学科的老师应该有一种历史责任感，那就是要为在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如果你的研究成果完全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么显然你还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弘扬尽到完全责任。如果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做得最优秀的不是我们国内的学者，反而是人家国外的学者，中国的学者就更应该感到羞愧！
龙希成：但是，在中国高校中是不是确有“英语至上”的倾向？
张维迎：对于这一点，我只能这样说，我们都希望中国早点走向世界，中文早点变成世界最通用的语言，这是我们大家都巴不得的事情。我本人写的大量的东西都是中文的，这对我也很有益处。但是，仅仅有这种感情是不够的，因为英语已经在事实上变成了世界通用的商业语言和学术语言，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
现实的选择就是，你要变得伟大，你必须先学人家的东西，然后才能把人家比下去，而不是回避这个东西。好比说在北大当教授我们要求应该能用一门外语授课，其实强调的是你要有一种语言能力，与国际同行沟通、交流的能力，至少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演讲，并不是说非要你在北大用英文讲课。我想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吧！
但是，有些人过分把这个要求夸大； 扭曲，然后就去批评。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
可以想像，就算你研究的是纯中国问题，但你总得参加国际交流会议。你要代表中国人的形象，你要使你优秀的研究成果能让外国人接受，怎么能不掌握至少一门外语！我想，至少北大的教授应该有这个责任。我自己有这种经历，我在牛津的时候，中国有一个很著名的经济学家去做报告，说他不懂英文吧他也懂几句，说他懂吧他又说不成句子，所以这个报告就很糟糕，对中国人的形象破坏得很厉害。如果北大一个教授在国际会议上，不能用国际上通用的学术语言跟别人交流，别人怎么看我们？这难道是北大应有的水平吗？
像法国人，尽管那么不喜欢英语，但法国最优秀的学者还是用英语去发表文章。这对于全世界人类来讲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它毕竟节约了我们的交易成本。想一想，全世界有几千个民族，每个民族如果只用自己的语言，不学别人的语言，这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矛盾一定会更多，人和人、国和国之间更加没法沟通，战争也会更多，这是人类的灾难。大家有一种共同语言至少给大家更多沟通、交流的机会，交流多了人们就可以互相理解，不同民族的人也能互相理解，大家矛盾就少了，就更容易和平共处。文化的交流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龙希成：但是如果把这一点推至极端，全世界那么多种语言，包括中国语言都毁灭的话，交易成本不是更低了吗？可是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文化大国、古国，我们的文化价值不应该被毁灭！
张维迎：当然不能推至极端，也不可能推至极端！我们希望保留并且提高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但是提高中文的国际地位的方法之一是要学好英文。举个例子，假如我写了20篇文章，其中有2～3篇是用英文写的，人家觉得很好，就会更有兴趣来看我的中文文章。这就好比“路演”，你先要给人家表现出来，才会有更多人来学中文。
我们现在学英文，并非因为英文比中文好或者美，而是因为我们学了英文以后从中可以学到好多东西，并且传播我们的文化。反过来，如果人家觉得读了中文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人家也会学中文。现在世界上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我相信，中文永远是世界上的大语言之一。如何在大学改革中，既能够跟国际接轨，又能够保持我们民族文化本身的特点，这是需要我们学者去考虑的问题。
说到学术界，我知道包括人文学科在内，中国有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但外国人不知道。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像北大有些文史哲类的教授，他们的成果要能变成英文的话，我想对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