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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教授说了算，如果教授说了算我都怀疑有人会很快把这个学校卖了。教授治校的前提是教授做出的决策一定是符合大学理念的；而只有教授是以追求知识、追求创新为使命的人，他才会真正维护这个学校的名声，才会真正按照一个科学的标准去决策。蔡元培，大家都认为他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其实他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教授，如果没有换教授就不可能有教授治校，就不会有蔡元培的辉煌，不会有北大的辉煌了。陈独秀来了，李大钊来了，这些人来了才可以让教授治校。
一句话，教授的权利有多大应该看这个教授是怎么当上的，教授队伍是如何组成的。即使在这个前提下，我想也不能把问题过分简单化。大学越来越复杂，涉及到大量行政性的事务和技术性的事务，比如资金的分配，学科的调整，究竟应该发展哪个学科不发展哪个学科，可能不应该教授说了算，校长要享有非常大的权力。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
全美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曾于1971年就美国大学中教授参与决策的情况作过一次调查，发现教授参与决策的程度在不同大学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同类型的决策参与度也不同。比如说，在584个被调查大学中，教授参与课程决策和教员管理决策的比例最高，分别占84。08％和74。25％；教授控制教员任命、职务提升和终身教职（APT）决策和个人绩效评估决策的比例居中，40。28％；而教授参与学校财务决策的比例最低，仅为15。03％（其中参与长期预算决策的比例仅为7。02％）。美国学者McCormick和Meiners根据这项调查所做的实证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教授参与决策的程度越高，大学的业绩表现越差（这项研究发表于1989年的《法律经济学杂志》）。他们认为，只有在决策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出高质量的决策，教授可以为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但教授集体参与决策不利于做出有效的决策，因此，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要求教员的工作应局限于投入而不是控制决策。
William Brown认为，教授对大学事务的最优参与度与决策类型有关。他把大学管理决策分两大类，一类是学术事务（academic performance），另一类是行政管理（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前者包括课程的设置、学位的设置、业绩的考核、教员的聘用等；后者包括资源的分配、新学科的建设、教员的编制、院长的任命等。他们发现，教授参与管理学术事务的程度越高，学校的业绩表现越好；而教授参与管理行政事务的程度越高，学校的业绩表现越糟糕。原因在于：在参与学术性事务方面，教授不仅有信息优势，而且其个人利益与组织的目标不冲突，所以是有效的；相反，在参与行政事务方面，教授不仅没有信息优势，而且其个人利益往往与组织的目标相冲突［这一研究发表于2001年的《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这些研究告诉我们，笼统地讲教授治校是不恰当的，特别是，如果教授的利益与大学的目标相冲突，让教授参与决策一定是没有效率的。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学校的财务预算——如果教授说了算，教授可能集体同意把学校的资金用于他们个人的目的，如提供更大的个人办公室，降低教学工作量，提高每个人的工资水平等等，而这样做对整个大学的发展可能是非常有害的。在资金如何在不同院系之间分配的问题上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设想一下，学校从政府拿到了一笔钱，全体教授投票决定钱应该给谁。投票的结果当然是现有教授最多的那个院系最有可能会拿到钱，而事实上这个学科虽然原来比较重要但现在不重要了，不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更不应该扩展。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教授治校，那我们的大学还怎么往前走？所以这时候，决策一定要校长来做，你人多我就不能让你投票，校长来判断哪个学科是代表未来的方向，来决定资源应该如何分配。
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组织中，都存在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在大学里，每个学科的教授都希望扩大自己的地盘，增加自己编制。如果由教授投票决定学科发展和资金分配的话，一定是强的越来越强，弱的越来越弱，新的学科就很难出现。比如清华大学，如果要教授投票的话，那它就不会出现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了，只有校长出来做决策，才能主导这个事情。所以我不同意笼统地谈教授治校，除非你能很明确地界定一下教授治校究竟是什么意思，治哪些方面不治哪些方面。那么多人呼吁教授治校，我完全理解。我前面讲的首先就是决策范围的界定，哪些决定是要通过教授会去做的，哪些不能通过教授会而要通过校长来做，这一点应该搞清楚。
如果我们把学术事务理解为“学”，行政事务理解为“校”，蒋梦麟校长所主张的“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可能是大学治理的有效模式。
在大学治理结构中选校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企业的董事由股东选择，股东有积极性选好董事，因为他们要承担企业经营的最终责任。但大学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组织，没有任何一方承担独立的责任，谁有权选校长，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我认为美国选校长的机制还是比较好的。美国大学有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s），董事会成员承担着受托责任，董事会的职能就是保证大学不偏离既定的目标。大学校长是董事会决定的。董事会指定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有教授、有校友也有商界的人士，甚至还有学生代表。遴选委员会最后敲定的候选人不是惟一的，可能会有两个候选人，然后交给董事会决定。遴选委员会在选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商业性的机构介入，比如说猎头公司。香港中文大学最近聘用的新校长刘遵义教授，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就是通过猎头公司搜寻的几个候选人之一。
选校长是不能搞大民主的。李远哲在台湾教育中搞大民主效果很不好，从院长到系主任都是教授投票选举，所以台湾的大学现在已经全部政党化了，这一派是民进党，那一派是国民党，这是很糟糕的。任命院长应该是校长的权力。哈佛大学的新任校长劳伦？萨默斯上任后，哈佛法学院正在选院长，他去解散了原来的遴选委员会，指定了新的遴选委员会，他说：“任命院长是校长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个责任制问题。一定要让校长有充分的权利，这样他才有可能承担责任。如果任何事情他都没有办法去决定的话，那么学校搞好搞不好他也就不用负责任了。在我们中国教授的权力小，但是实际上校长的权力也是空心化的，校长没有多少权利，连个院长都任命不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校长本身的任期。在一个组织当中，最高首领的任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般来说任期太短的话，他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理念和战略。有好多决策的效果是滞后的，今天做了一个决策，也许5年之后或10年之后才会出效果。比如说你要筹集一笔资金的话，在美国，从你第一次与可能的捐款人接触到捐款的人签约平均都需要八年时间。任期过短，会导致的一个问题是校长追求短期利益，只考虑他在任期上有什么花招出来就可以了，而不考虑学校的长期发展，所以校长的任期应该适当长一些，一般应在八年或十年以上。哈佛大学从1609年算起，快400年了，到现在是第27任校长。北大才105年的历史，现在到了第30任校长。校长也可以多次连任，只要他干的好，几十年都可以；干得不好就该辞职。在一个好的制度下，大家脸皮都比较薄，自尊心都比较强，看着不行自己就不干了，也不会赖着不走。
以后要有一个职业化的校长市场，大学的管理必须职业化，而不能业余化。我们不要太相信所谓的“双肩挑”，即既搞研究又当校长。院系领导可以是双肩挑，但大学校长绝对不能“双肩挑”。大学校长是大学的CEO，也是一个公众人物，要全心身投入大学的管理工作，树立好大学的社会形象，业余化（parttime）是干不好事情的。不要说校长，副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