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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谷物或其他为人民一般爱好的植物性食物，在各个文明国家，都是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主要部分。农业扩大的结果，各国土地所生产的植物性食物，此动物性食物多得多，而劳动者到处都从最低廉和最丰饶的适合卫生的食物为主要生活资料。除了最繁荣的国家，或劳动报酬非常昂贵的地方，在劳动者生活资料中，家畜肉不过占极小部分，家禽占更小的部分，猎物不占任何部分。在法国，甚至在劳动报酬较法国略高的苏格兰，劳动贫民，如非到了佳节或其他特殊场合，就很少尝到肉味。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家畜肉或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而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谷物即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货币价格。所只，金银的真实价值，换言之，金银所能购入或所能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在极小程度上取决于金银所能支配的家畜肉量或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量，而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金银所能购入的谷物量。
然而，上述不仔细的观察，也许不会使那么多聪明作家陷于迷途，要不是他们同时受到以下一个俗见的影响，即由于各国的银量自然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所只银的价值目随银量的增加而减少。但是，这种见解，毫无根据。
任何一个国家贵金属数量增加的原因有二：其一，供给贵金属的矿山的产额的增加；其二，人民财富的增加，即劳动年产物的增加。前一原因，无疑地和贵金属价值的减少有关，但后一原因，却与其价值的减少无关。
随着更丰饶矿山的发现，就有更大数量的贵金属提供市场，而较大数量贵金属所要交换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在数量上如果和从前一样，那末同一数量金属所换得的商品量必定比从前少。所以，一国贵金属量的增加，要是起因于矿山产额的增加，那就必然使贵金属的价值有所减少。
反之，在一国财富增加时，换言之，在该国劳动年产物逐渐增大时，这更大量商品的流通，就需要有更大量的通货。而人民有了更大数量的商品来交换金银器皿，买得起金银器皿，自然会购买越来越多的金银器皿。他们的通货量，由于必要而增加，他们的金银器皿量，由于追求虚荣和浮华而增加，而精巧雕像、绘画及其他各种奢侈品和珍奇品，由于同一原因，也可能增加。但是，雕刻家和画家在富裕繁荣时所获报酬，不可能比贫乏不景气时低，因此金银在富裕繁荣时的价格，不可能比贫乏不景气时低。
如果更丰饶新矿的偶然发现，并不使金银价格下落，那末，由于各国的金银价格自随各国财富的增进而上升，所以，不论矿山的状态如何，金银在富国的价格，自然总比贫国的价格高。金银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样，目要寻找最好价格的市场，而对一切货物都付得起最好价格的国家，通常就是能对金银支付最好价格的国家。必须记住，对于一切货物所支付的代价，归根到底不外乎劳动。在劳动都得到同样良好报酬的国家，劳动的货币价格，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成比例。然而，金银在富国所能交换的生活资料，自然比贫国多，换言之，金银在生活资料丰饶的国家所换得的生活资料，自比生活资料的供给比较恶劣的国家所能换得的多。这两个国家要是相隔很远，其差异便很大，因为金银虽自然而然地由坏市场流入好市场，但由于距离很远，很难输送巨大数量金银，使两个国家金银的价格，接近于一个水平。这两个国家要是很靠近，那末由于运输容易，上述差额便较小，有时甚至看不出来。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而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大相悬殊。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英格兰化苏格兰富裕得多，但此两地小麦价格的差异，却少得多，只不过看得出有些差别。就数量说，苏格兰产的小麦价格，一般似乎比英格兰产的低廉得多，然就品质说，其价格却肯定比英格兰产的要高些。苏格兰几乎每年都从英格兰得到大量的供给。不论何种物品，其价格在输入国通常总是比输出国高些。因此，英格兰小麦，在苏格兰售得的价格，必然比英格兰高。可是，就品质，即就小麦所能制成的面粉或饭盒的量和质说，英格兰小麦一般不能只比苏格兰小麦高的价格在苏格兰市场上出售。
就生活资料价格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说，则有更大的差异。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劳动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中国高。英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比苏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高，因为后者虽在不断进步，但不象前者那么快，所以，其劳动的真实报酬也低得多。苏格兰人民很多移住外国，而英格兰人民却很少迁移，这足以证明，这两地的劳动需求有很大的差别。必须记住，不同国家不同真实劳动报酬的比例，不受各该国实际贫富程度的支配，而受各该国进步、退步或停滞等状态的支配。
在最富裕民族间，金银自然有最大价值，而在最贫乏民族间，自然只有最小价值。在最贫乏的未开化民族间，金银几乎没有价值。
谷物在大都市总是比僻远地方昂贵。但这昂贵，不是银价实际低廉的结果，而是谷物实际昂贵的结果。把银运往大都市，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化运往僻远地方少，而把谷物运往大都市却需要多得多的劳动量。
在一些很富裕的商业国，如荷兰及热那亚地区，其谷物价格的高与大都市谷物价格的高属于同一原因。它们不能生产足够维持其居民的谷物。它们富于技术工人和制造工人的勤勉与熟练，富于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各种机器，富于运输船舶，而且富于其他一切运输工具和商业手段。然而，它们缺乏谷物，它们所需要的谷物必须从遥远国家输入，所以其价格，须附加自这些国家运来的费用。把白银运往阿姆斯特丹，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比运往但泽少，但把谷物运往阿姆斯特丹，却需要多得多的劳动量。总之，白银的真实成本，在两地必定几乎相同，谷物的真实成本，在两地却大相悬殊。现在假定荷兰或热那亚居民数目照旧，而它们的真实富裕程度减低了，从遥远国家输入谷物的能力也减低了，那末，伴随着这种衰退而来的必然是银量的减少，银量的减少或者是衰退的原因，或者是衰退的结果，但谷物的价格，不但不会随银量的减少而下降，反而会上升到饥年的价格。当我们缺少必需品时减们必定放弃一切不必要物品。不必要物品的价值，在贫穷困苦时期下降，正如它在富裕繁荣时期上升那样。必需品的情况与此不同。必需品的真实价格，即它们能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在贫穷困苦时期上升，在富裕繁荣时期下降。富裕繁荣时期，总是物资非常丰富的时期，否则就不能说是富裕繁荣时期。谷物是必需品，而白银只是不必要物品。
因此，在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这段时期内，由于财富增进和改良发展而引起的贵金属数量的增大，不论其增大程度如何，它对不列颠或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生减少贵金属价值的倾向。所以，搜集往时谷物价格的作家，要是根据对谷物或其他物品价格的观察，没有理由推断这个时期里白银的价值减低了，那末他们就更没有理由，根据想象中财富的增进和改良的发展来推断这期间白银价值的减低。
第二期
不管各学者对于第一期银价变动的意见，是那么不相同，他们对于第二期银价变动的意见，却相同。
在从1570年左右到1640年左右这大约七十年的时期里，白银价值和谷物价值的比例，按完全相反的方向变动。这期间，银的真实价值下降了，换言之，它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比从前少；谷物的名义价格上升了，从前售价是每夸特二盎斯银，约合今币十先今，这时售价是每夸特六盘斯或八盎斯银，约合今币三十先令或四十先令。
美洲丰饶矿山的发现，似乎是这时期银对谷物的比价减低的唯一原因。对于此种变动，大家都作同样的说明，关于银的比价下降这一事实及其原因，从未发生争执。在这一时期，大部分欧洲在产业和改良上，都看着进展，而对银的需求，因此必然增加。但是，供给的增加，大大超过了需求的增加，所以，银价大大低落。应当注意，美洲银矿的发现，对英格兰的物价，似未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