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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40年，劳动大军主要由男性劳动者构成，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在工厂或农场中劳动。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大军是两性的。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劳动大军中女性（尤其是50岁以下的女性）的比例都等于男性的比例，尽管有很多的女性仅仅是兼职工作。其次，在如今的劳动大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几乎不会从事传统职位，不管薪水有多高。这支劳动大军是多来源的：其中的主力仍旧是全职工作的成年男性一家之主，但全职工作的女性以及作为一家之主的女性（主要是离婚者）也日渐增多。其中的兼职者也越来越多：工作女性；仍旧在读或者尚未准备好开始职业生涯（更不用说建立家庭了）的年轻人；根据官方报告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仍旧可以从事几个月的全职工作或兼职工作的老年人等。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里，加入劳动大军并乐于从事传统职位的年轻人将非常紧缺。我们面临着适合于传统职位尤其是传统制造业职位的传统工人的短缺。
在西方的发达国家里，这种短缺还不会在几年内突显出来，因为生育高峰的最后一代人正在成长起来。但是，将在1980年从美国的各所院校中毕业的那些年轻人，大都出生于1959年——生育高峰的最后一年。在那之后，适合于入门职位的年轻人的数量将迅速下降——尽管在其后的几年内，美国拥有学士以上学位的年轻人的数量仍将很高。在生育高峰最后开始也最后结束的德国，直到1984年都将有充足的年轻人供应给劳动大军——但这种局面不会维持到1984年之后。在那之后，在发达世界中的所有国家里，年轻人尤其是适合于传统职位的年轻人将供不应求，其短缺的程度将达到发达国家的历史最高水平。在第一个遭遇“生育低谷”的日本，这种短缺已经发生了。 。。
第3章 管理巨变：新的人口结构和新的人口动态（6）
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及其欧洲的卫星国，这种短缺的状况将是最严重的。在那些国家里，没有生育高峰的最后一代人可以缓解这种短缺。加入劳动大军的女性比例已经非常高了。而且，就是因为退休金太低，所以退休者也已经在工作了——至少是做兼职。唯一可用的劳动力供应被锁在了世界上最没有效率的农耕系统中，而且偏偏是在这种系统已经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变得一无是处的时候。
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几乎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的人口结构。的确，在这些国家里人口的预期寿命也提高了，所以也会有更多的老年人。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重要的人口改善是婴幼儿死亡率的急剧降低。在1938年，每10个在墨西哥出生的婴儿，只有两三个能够活下来并在20年后还有工作能力。而在20年后的1958年，每10个在墨西哥出生的婴儿，已经有七八个能够活下来并具有工作能力。墨西哥代表了整个发展中世界：东南亚和非洲、拉丁美洲和苏联的亚洲部分。这并不是因为出生率提高了——这种被普遍接受的看法是误解。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出生率都已经降低了。但是，婴儿存活率的上升要比出生率的下降更快。
在墨西哥，如今每千名育龄妇女的出生率要显著低于1938年。但是，如今可以长大成人的婴儿数量却是过去的三四倍——这意味着人口以及年轻人数量的巨大增长。
这种增长直到1960年还没有开始。在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当专家们为拉丁美洲设计了“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时，他们还没有预见到人口动态的任何变化。他们也认为婴幼儿死亡率会下降，但只是略微地、缓慢地下降。然而在接下来的5年里，从1960年到1965年，拉丁美洲的婴幼儿死亡率急剧下降，存活下来的年轻人数量迅速上升。
如今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些年轻人正在成年。因此，在20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发展中世界的基本问题将是职位。只要有工作，食物就应该不成问题。
到了2010年前后，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里，人口预计会再一次达到大致的平衡。在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这种平衡已经达到了——上述国家的文化和传统非常中国化。即使是在拉丁美洲，大多数的国家也正在趋向于人口平衡和急剧减慢的人口增长。在另一些国家，政治原因导致的大规模饥饿已经在改变着人口的存活率，尤其是婴幼儿的存活率——在柬埔寨或者乌干达，没有多少婴幼儿能够存活下来。
但是在今后到2010年的这30年中，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里，主导因素将是他们在提高婴幼儿存活率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的后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里，婴幼儿死亡率的降低是人类的主要成就之一。然而，它的后果我们必须要面对。
独一无二的俄罗斯困境
在这个人口变化的世界里，苏联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欧洲部分是发达国家而同时它的亚洲部分则是发展中国家。这两个部分根本对立的人口动态，可能会使俄罗斯的生存在20世纪剩下的时间里成为严重的疑问。
俄罗斯是一个幸存的19世纪的帝国。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里，也只有它在自己的疆域内同时以极端的形式包含了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人口统计特征。如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有着所有国家中最低的出生率。它没有过“生育高峰”，因此与西方各国不同，它也没有过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补充。像西方一样，它也已然经历过了完全相同的教育转变。而且就像在西方一样，它的人口预期寿命一直毫不动摇地上升。因此，在如今的所有社会当中，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是目前年龄最老的。已经七十三四岁的勃列日涅夫（Brezhnev）先生被认为是一个老人——从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角度来说，他的确是上了年纪。但是，俄罗斯的问题恰恰是缺少继承他这一代的年轻人。任何一个到访俄罗斯的游客，都会对各处缺少精力充沛、三十出头的青年人感慨一番。
第3章 管理巨变：新的人口结构和新的人口动态（7）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在利用其唯一的劳动力储备上面临着异常艰难的问题——这个唯一的储备就是集体农庄上没有产出的劳动力。集体农庄已经变成了一种福利机构。有能力、有抱负的那些人早就已经离开农庄住进了城里。剩下的这些人都没什么产出能力——当然，是体制禁止他们变得富有产出能力；只要他们还呆在农庄里，他们就只能得到最低保障收入。要想彻底废除集体农庄并转到面向市场生产的大型家庭农场（在现代的科技条件下，这在俄罗斯是唯一真正高效的农耕形式），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就像其他任何国家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样，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俄罗斯人也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
早在1970年就预见到了人口短缺的俄罗斯人尝试了一次极端的政策转变。自从斯大林在20世纪中期掌管政权以后，外国资本已经被挡在了俄罗斯之外，这既是因为害怕外国的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及其可能造成的意识形态污染，同样也是因为民族主义者的自负。但是自1970年以来，苏联已经增加了整体资本货物工厂的引进。所有这些工厂都高度自动化，都与来自“资本世界”的大企业（比如菲亚特）合营，可以生产汽车、卡车、重型机械或轮船。为了做到这一点，苏联及其卫星国陷入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沉重债务之中。
然而，这一力图防止人口特征造成严重后果的尝试却是一次绝对的失败。即使有些工厂最终会投产——到目前为止，其中的大多数都还只是项目，尽管有巨大的资本投资——它们也将是劳动密集型的而不是自动化的。事实上，这些工厂将需要的劳动力类型，也就是熟练的维护工人、工长和技术人员，恰恰是苏联最短缺的。
剩下的只有一种选择：短期内的大规模裁军。
与此同时，苏联亚洲部分的人口正在迅速膨胀，尤其是年轻人的数量。亚洲人已经成为苏联人口中的多数。到了2000年，在苏联的现有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