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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鲑鱼还是一道难得的佳肴，当时的传统正餐仅有鸡肉和牛肉两种选择。今天，鲑鱼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的消费品，只是我们传统菜单中的另一种选择。现在大部分的鲑鱼并不是从海里或河里捕捞的，而是在养殖场里喂养的。鳟鱼也是同样情形。显然，很多其他鱼类很快也会如此。例如，对我们来说，比目鱼在海鲜中的位置，就像猪肉在肉类中的位置一样重要，现在比目鱼也已经开始投入大规模生产了。毫无疑问，这会导致新鱼种的培育，就像羊、牛和鸡驯养后，促成新品种的出现一样。
可能有10多种其他科技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生物科技25年前的状况，也就是说，它们将促成新兴产业的出现。
还有一种新的服务将要诞生，那就是对抗外汇风险的保险，现在每家企业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它们对这种保险的需求，就像早期工业革命中需要对抗自然风险，例如火灾和水灾的保险一样迫切，传统的保险就是那时诞生的，现在外汇避险所需的一切知识都已完备，只是缺乏体制而已。
未来二三十年内，科技的变化可能比电脑出现后数十年的变化还要大，而且产业结构、经济领域，甚至整个社会形势都会出现更重大的变化。
绅士与科技人才
铁路发明后出现的新兴产业，在科技层面而言，跟蒸汽机或工业革命没有什么关联性，新兴产业不是蒸汽机的“骨肉”，而是蒸汽机“精神上的后代”，新兴产业之所以能出现，完全是因为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们心智的转变，这是一种接受，甚至热切接纳新发明和创新的一种精神和心态。
工业革命也造就了容纳新兴产业的社会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工业革命造就了“科技人才”。
美国第一位重要的科技人才惠特尼，虽然在1793年发明了榨棉机，但他本人在很长时间里都没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也没得到相应的财富，而榨棉机和蒸汽机一样都是工业革命最具象征意义的产物。过了二三十年以后，自学成才的美国科技人员才成为美国的民族英雄，受到普遍尊敬，并得到了他们应有的财富和回报。发明电报的塞缪尔·莫尔斯应该是最先的例子，而托马斯·爱迪生则成为著名人物。在欧洲，商人长久以来都属于社会较低阶层，但是到了1830年或1840年，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师已经变成备受尊敬的“专业人士”。
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逐渐丧失其经济优势，地位逐渐被其他国家所替代：首先是美国，然后是德国。但是普遍认为，其衰退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或科技层面，而是社会因素。在经济上，尤其是金融方面，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维持强权地位；至于科技方面，英国也在整个19世纪保持领先：现代化学工业的第一种产品——合成染料就是在英国发明的，汽涡轮机也是如此。然而，英国社会并不接受科技人才。在英国，科技人才从来没能变成“绅士”，英国在印度创办了第一流的工程学校，但在英国本土几乎没有创立一所这类学校。虽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尊重“科学家”，整个19世纪，英国人在物理学方面都保持领先地位，从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迈克尔·法拉第到欧内斯特·卢瑟福都是英国人，但科技人才在英国一直被视为“生意人”（例如狄更斯在1853年的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就用极其轻蔑的口吻描绘了一个钢铁大亨）。
第1章 超越信息革命（7）
英国也没有培育出风险投资的环境。风险投资人愿意投资一些意想不到以及未经证实的领域。风险投资是法国人的发明，19世纪40年代，巴尔扎克在他不朽的巨著《人间喜剧》（La édie humaine）中就描绘了这群人。JP摩根则把风险投资体制引进了美国，同时商业银行也把这种体制引进了德国和日本。英国人虽然发明并发展了商业银行的功能来融通贸易，却一直没有行业融资的体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位德国难民沃伯格和格伦费尔德来到伦敦，创立了企业银行。
贿赂知识工作者
如何防止美国成为21世纪的英国呢？我相信社会心态是最需要转变的。就像铁路发明后，人们的心态必须转变，认同“生意人”到“科技专才”或“工程师”的转变，承认他们在工业经济中领袖的地位。
我们所说的信息革命，其实是知识革命，计算机是这次革命的导火索。以几个世纪的经验为基础所研发的软件，通过对知识的应用，特别是通过系统逻辑分析，重新整合传统的工作。这里，计算机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认知科学。这意味着若要在未来的经济和科技中保持领导地位，社会就必须承认并接受知识专业人才的价值，如果继续把他们当成传统的“员工”，就会像英国把科技专才当成生意人那样，那么相似的结果也会产生。
而今，我们正处在一个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中——既要继续维持传统的心态，把资金当成主要的资源，把投资人视为老板；同时又要贿赂知识工作者，给他们奖金和认股权，使他们有满足感，继续做我们的员工。但这种做法即使有效，也只对股市繁荣时的新兴产业奏效，就像互联网公司一直在做的那样。未来的主要产业会更像传统产业，成长缓慢而艰辛。
工业革命初期的棉纺、钢铁、铁路都是当时的热门产业，造就了许多暴发户和百万富翁。就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风险投资家和狄更斯小说里的钢铁大亨，会使一个地位极其卑微的仆人几年之内成为一位“产业领袖”。1830年以后出现的新兴产业也造就了许多百万富翁，但他们却要付出20年的辛苦、奋斗、失望、失败以及克勤克俭的生活。今后将要出现的新兴产业可能也会如此，生物科技产业的发展历程已经显现出这一点。
因此，贿赂这些知识工作者的手段根本行不通，因为这些产业中所依靠的关键人才，一定希望在经济上分享他们努力的成果，但经济上的成果即便成熟，大概也要花上很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以（短期内的）“股东价值”作为经营企业的首要目标和使命（即使不是唯一的目标和使命）会引起相反的效果。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行业经营得好坏，慢慢要取决于这些行业如何吸引、维持和激励知识工作者。如果满足知识工作者的经济手段不再奏效的话，就必须靠满足他们的价值观来达成目的：给予他们社会的承认，把他们从下属变成管理者，从员工变成合伙人，而不仅仅是提供给这个员工丰厚的待遇。
［1999］
第2章 互联网引爆的世界（1）
互联网引爆的世界这篇专访由《红鲱鱼杂志》（Red Herring）特约撰稿人马克·威廉斯负责，地点是德鲁克在加州克莱蒙特的办公室。本文是德鲁克根据采访人的初稿，亲自编辑并加以修改而成，刊登于2001年1月30日的《红鲱鱼杂志》。您曾说过，给知识工作者认股权，等于是用货币贿赂他们，但货币在股市泡沫消退之后，价值就会减少。您认为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
5年前，我告诉一些朋友和客户，我们在给知识工作者认股权方面有很多经验，特别是像我这样活了这么大岁数的人，见得多了。经济上的激励机制并不能防止员工离职，相反会促使他们离职，因为一旦他们拿到这种奖金或认股权，短期的经济利益就变成他们唯一的动力。
越常使用这种方法的企业，员工的流失率就越高。IBM的员工流失率曾经一度居世界之首！但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我还遇到了微软的离职员工，数目也多得惊人。进一步说，曾经离职率最高的两家公司——宝洁和IBM——其离职员工都喜爱过去曾经服务的公司，但是微软的离职员工却痛恨微软，因为他们觉得微软只给他们一样东西，那就是钞票，其他什么都没有。他们痛恨所有的风光都归于公司最上层，归于那个最顶尖的人，而员工却没能得到认可。而且他们觉得公司的价值取向完全是以金钱为导向的。员工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士——或许不是科学家，但却是应用科学家。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是不同的。
我最近跟一家高科技公司讨论，过去50年来，我看着这家公司从非常小的企业变成了一家大公司——年营业额达100亿美元的大公司。我在那里只停留了一天，但在我去之前，高级经理人已经开了两星期的会，讨论焦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