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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知识已经成为关键性资源的事实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国内经济的繁荣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政府如何发挥作用
随着组织社会的出现，政府的功能受到了全面的挑战。
在组织社会中，每一个新兴的组织只关心他们自己的目标和使命。他们不会要求对任何其他事情拥有控制权。但他们也不会对任何其他事情承担责任。那么，谁来关心共同的利益呢？
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要应付的问题将是：“哪些职能是政府可以承担的，是只有政府可以承担的，而且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要在组织社会中承担这些职能，政府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方式？”
结论：优先考虑的任务——需要社会和政治创新
21世纪必定是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动荡和挑战层出不穷的一个世纪，在最初的几十年内至少是这样。然而，社会变革的时代还没有结束。迫在眉睫的挑战可能比20世纪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挑战更严峻和更令人畏惧。
这些优先考虑的任务包括：
我们将必须仔细认真思考教育，包括教育的目的、价值观和内容。我们将必须学会规定、衡量并管理教育的质量和生产率。
我们需要系统化地研究知识的质量和生产率——迄今为止我们既没有规定什么是知识的质量，也没有规定什么是知识的生产率。在知识社会，任何组织创造出绩效的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这两个方面，甚至他们的生存可能也是如此。但是，在知识社会，任何个人创造出绩效的能力也将越来越取决于这两个方面，甚至他们的生存也不例外。知识要承担什么责任呢？掌握知识的个人，特别是高深知识和专业化知识的人要承担什么责任呢？
任何国家，特别是任何发达国家的政策将越来越需要将国家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放在首位。任何计划实施的国内政策需要以提升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为出发点，或至少要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这种竞争地位的不利影响为目的。这同样适用于国家内的任何机构的政策和策略，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企业、大学或医院。
我们需要提出迎合世界经济至上的经济理论，而在世界经济中，知识已经成为关键性经济资源，它是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而且甚至可能是比较优势的唯一来源。
我们刚刚开始了解新兴的整合机制：组织。但是，我们仍旧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平衡两个明显对立的要求。组织必须有能力履行唯一的社会职能，而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社会职能而存在的——学校需要传授知识；医院需要治病救人；企业需要生产商品；服务和资本需要防范未来的风险。只有他们一心一意地集中精力履行其专业使命，他们才能有能力履行唯一的社会职能。但是，社会还需要这些组织承担社会责任，即应对社区的问题与挑战。这些组织共同构成社区。因此，组织社会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和能发挥作用的社会部门，它既不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也不是以企业为代表的私营部门。但是，单单靠社会部门是不够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组织必须分担重任。
对于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来说，政府的职能及其作用的发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20世纪无节制发展的“巨型国家”（megastate），无论是极权主义国家或*国家，都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它没有遵守它提出的任何一项诺言。受政治说客左右的政府既不是特别地卓有成效（事实上它是瘫痪的政府），又不是特别地具有吸引力。然而，只有在我们这个竞争激烈和迅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才需要卓有成效的政府，而在这个世界里，一方面是对自然环境的污染，一方面是世界军备竞赛所产生的污染，只有它们所产生的威胁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我们甚至还没有开始研究帮助政府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社会中发挥卓有成效的作用所需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
如果20世纪是社会变革的世纪，那么21世纪需要成为社会和政治创新的世纪。
《动荡时代的管理》语录
“对那些能够理解、承认和利用新现实的人来说，一个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充满大好机会的时期”
在动荡时期，一个组织必须要既能够经受住突如其来的打击，又能够充分利用突然出现的机会。
在你能够成功地管理之前，你有必要准确地知道自己正在管理的是什么。
资本最重要；资本就是未来。
基本要素属于今天的企业。但是，所有的组织都生存和运行在两个不同的时段：今天和明天。明天正在变成今天，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逆转的。因此，管理者总是不得不同时管理今天（基本要素）和明天。在动荡时期，管理者不能想当然地以为明天就是今天的延伸。正相反，他们必须面向变化进行管理；变化既是机会也是威胁。
独特事件无法“规划”。然而，它们是可以预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你可以准备利用它们。你可以准备面向明天的战略，来预见哪些领域里可能出现最重大的变革，来使企业或公共服务机构能够利用意料之外和无法预见的事件。规划试图根据今天的趋势来优化明天，而战略旨在利用明天的新机会。
市场在哪里，经营就到哪里。这其中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但它的确容易被政治家和新闻人所忘记。
知识不仅仅是包含巨大的责任；知识必须要被赋予责任，否则它就会变得不负责任、骄傲自大。
管理层的任务是要使人力资源变得富有成果。
现代社会中的组织，各个都是为了单一的特定目的而建立的。企业的存在是为了提供产品和服务；企业是经济组织。医院的存在是为了照顾病人，大学的存在是为了给明天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者和专业人员，等等。这些组织中的每一个都应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同时还应该专注于一种服务。
在目的单一的组织中，决策的基本原则是“追求最优化”：要在一边的努力和风险与另一边的结果和机会之间找到一个最令人满意的比率。
然而在一个政治程序中，你不会努力地追求最优化。你会努力地做到“令人满意”（正式的决策论术语）。
当一个管理者知道自己不能胜任时，他必须有勇气说“不”。最不负责任的做法就是明知能力不足还出于好意去承担。
现代国家的理论认为，社会中将有一个“多数群体”和一个“少数群体”，而由于两者的相互作用，一种国家的“普遍意志”（general will）将会形成。
一个新的管理者，不论他管理的是企业、医院还是大学，只有不再把自身视为某个“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并且也不再被别人看成是这样的代言人，他才会成为有效的管理者。
公共利益的代表，“普遍意志”的代言人。
管理者将会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除了追求组织的绩效，他们还必须要成为领导者及整合者。
自从进入20世纪以来，很少有哪种新的基本机构、新的领导群体、新的核心职能像管理层这样形成得如此迅速。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少有哪种新的机构这么快就证明了自身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更是很少有哪种新机构的出现只遭到了这么小的反对，只引起了这么小的骚动和争议。
未来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变化肯定属于最高管理层。
在20世纪，很少有哪种新的社会机构、新的社会职能像管理层这样形成得如此迅速，也很少有哪种新的机构这么快就变得不可或缺。但是，也很少有哪种新的机构、新的领导群体，曾经接受过如今动荡时期的管理对企业以及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层提出的这种考验——如此苛刻、如此富有挑战性、如此令人兴奋。
《功能社会》语录（1）
在全面战争中，工业中的个人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一个明确、既定的社会身份，这一事实一定要用来建立一个永恒的功能型社会组织。
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危机蕴藏着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工业工厂成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单元，但还不是一个社会机构。工业社会只有当工厂给予工厂成员以社会身份和地位时，才能正常运转。而且，只有当工厂的权力是建立在工厂成员的责任和决定基础之上时，工业社会才能是自由的社会。
首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