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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吃饭的，因为军官之女通常都嫁不出去，而且只能担任初级学校教师或是教钢琴。
很多美国人看了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生平所作最后一出歌剧杰作《阿拉贝拉》（Aradella）（完成于1930年或1932年）都认为是出闺房闹剧，但对老一辈的奥地利人而言，他们还清楚地记得战前发生的事，因此剧中那一幕——军官要求小女儿女扮男装，好让姐姐们先钓到金龟婿，不是闹剧，而是残酷的现实。对这些军官之女来说，施瓦兹瓦尔德学校可使她们在专业领域一展所长，不至于沦为没人要的老处女教员，因此无不跃跃欲试，想进这所学校，她们的家长也大表赞同。
因此，安妮特是陆军副元帅之女，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她日后的成就却是不同凡响。施瓦兹瓦尔德学校的毕业生进入大学后，大多研究医学、文学、社会工作或是教育，安妮特则是奥地利史上第一个攻读经济学的女人。那时，约是在1906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声势可说是如日中天。当时，这个学派的重要人物，如维赛尔（Wieser）、柏姆－巴维克（BoehmBawerk）以及菲利波维奇（Philipovich）还在人世，而且尚在任教，他们的弟子也很优秀，经济学家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就是安妮特的同学。但是大家都公认安妮特是超级明星，不管在理论还是数学分析上她都展现了过人的天赋。就连米瑟斯都承认安妮特更胜一筹，这位经济学家可不是女性主义者，也不是过于谦卑。多年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米瑟斯已经上了年纪，更是非常出名的人物，我们俩是同事，都在纽约大学任教。不过，我们不常见面。他认为我“离经叛道”，背离了真正的经济学。他这么想，当然是有理由的。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18）
有一天，我们一起搭电梯下楼时，他转身对我说话：“你认识安妮特吧，不是吗？如果她是男人，有条件继续研究的话，她一定可以成为自李嘉图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李嘉图（D*id Ricardo，1772—1823）：英国经济学学者、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谷物法，并提出劳动价值论。可惜她不是男人，也没有人支持她继续研究。毕业后，她只能担任研究助理。身为女人的她，是不可能得到什么学术地位的。还好，因为女性研究人员“所费不多”，商业博物馆和财政部金融、财政研究部门等公家单位还愿意延揽她们来服务。此时，吉妮亚的学校日益蓬勃，正需要一位行政管理人员，安妮特不但成为吉妮亚工作上的最佳伙伴，而且也是她的密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赫姆是奥地利最高财政首长，安妮特则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在这方面，安妮特的贡献颇大，只有她能使赫姆的火气降下来，让脾气暴躁的他有效率地处理事件，并使他的想法付诸实践。后来，吉妮亚开始进行公益活动，安妮特涉入的程度也越来越深。
之后，安妮特和赫姆成为一对恋人。
战争结束后，安妮特获得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机会。一是在新成立的奥地利国家银行担任研究部门的最高主管；这种待遇对女人来说，可说是空前绝后，以前当然没有女人得此殊荣，之后也很少。大约到50年代左右，才有两个女人得到类似的职位：她们是我教过的学生，一个在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一个在菲律宾的联邦储备银行。另外，中欧有一家大型企业集团也希望安妮特去当他们的财务副总。同时，赫姆也决定与吉妮亚离婚，并向她求婚。不过那两次工作机会和赫姆的求婚都被她拒绝了。她之所以放弃工作机会，是因为决定和赫姆一起生活，而拒绝和赫姆结婚是因为，她不想让吉妮亚难堪。其实，吉妮亚也答应离婚，这桩婚事还是这位元配提出的。
安妮特还是搬进赫姆家，在顶楼侧翼的房间住下。她依旧是吉妮亚的密友，也是吉妮亚所有活动的执行者，不管是学校行政、儿童营，或是吉妮亚避暑别墅都少不了她。
这些事迹足以使她成为传奇人物，而对于一个少年来说，她更是令人好奇。还有，听说她是双性恋者。安妮特除了住在赫姆家，在几条街之外还有一栋公寓，就在那儿和一位知名女艺术家同居。她是这么奇特而美丽，难怪当时还14岁的我想在她身边徘徊，恋恋不舍。
然而安妮特总是直接把客人带进沙龙，引领他们就座，通常都是从后面的位子开始坐。
从历史上来看，沙龙有两种。最原始的一种是由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才女所创，由女性来管理，里面的表演者和主讲也都是女人。还有一种沙龙是亨利·詹姆斯在1880年和1890年在伦敦流连忘返时形成的。这种沙龙形式似乎是伏尔泰的夫人所创，地点在日内瓦湖上一个宁静休闲处，主持人是女性，却以知名“男客”为主角，正如瑟雷夫人力捧约翰逊博士一般。直到2０年代初期，瑟雷夫人还一直为他进行这样的活动。
但是，吉妮亚的沙龙不属于以上所述的两种，而且让我大惑不解。多年后，一直到我看到电视节目上的脱口秀，如《面对媒体》（Meet the Press）或是《约翰尼·卡森秀》（The Johnny Carson Show），我才恍然大悟。当然吉妮亚的大厅没有电视摄影机，然而若吉妮亚邀请某位客人和她一起坐在那张有靠背的长椅上，这个人就知道他已经“上镜头”了。吉妮亚就是女主持人，而且是我所见过做得最好的。她从来不会使“特别来宾”感到羞辱，总是亲切而体贴地设法让大家看到这人最精彩的一面。但是，若是来宾乏善可陈的话，她也知道如何让他下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2章 赫姆和吉妮亚（19）
这位特别来宾的背后总有许多“配角”和他配合，这些人可不是泛泛之辈，他们仔细聆听、发问，并为现场制造轻松的喜剧效果；来宾犹如主唱者，这些配角就是“和声”。就和许多唱和声的人一样，这些人通常是“壮志未酬”，未能扬名立万的人。比方说，其中有一个是自动推进器工程师，他在1910年左右完成了这件大发明，我想这是一种电动启动装置。但是，在他准备申请专利时，却被可恶的美国人抢先了一步。于是，他就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天才。还有一个是专门研究北欧语言的学生，他准备写一本书，造成北欧语法的革命。但是，他却忙着和赫姆下棋，并研究布棋的奥妙，以至于没有时间写成这本书。另外，有位奥国将军的三个孩子也在其中——两个男的，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儿，他们是相当激进的“左派”分子，而且幻想成为作家，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当个小记者。
这些阵容强大的配角责任重大，他们必须提出精彩的问题，鼓励主角说下去，并带动整个谈话的气氛。这些配角还包括旧时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是大学教授以及他们那热衷于战前宗教改革的夫人。首先我要提到的就是拉德马切尔（Ｌudwig Rademacher）和他的太太利齐。他们不是奥地利人，而是德国的新教徒，有好几代的祖先不是大学教授就是牧师。拉德马切尔曾在维也纳大学担任过古典神学讲座，可说是正义的化身。他坚守俾斯麦德国之前的基本伦理，后来搬到奥地利，大抵是因为对“帝德”（the Germany of the Kaiser）深表不屑。赫姆来到维也纳时，拉德马切尔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但他还是奋力地抗拒纳粹，后来更被监禁在集中营里，所幸最后得以保住一条老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还重建了奥国科学院以及维也纳大学。
接着，我们来谈谈那些上场的“明星”，他们很少是“名人”。吉妮亚正如一流的电视或广播节目制作人那样，了解一个道理：并非名人皆可上脱口秀，然而一旦上了脱口秀，就可成为名人。
我曾在吉妮亚的沙龙里见过托马斯·曼（Thomas Mann）。那天，他的表现可说是叫人倒尽了胃口。那时的我，大概是16岁，而托马斯·曼虽过几年才拿到诺贝尔奖，却已是家喻户晓的“大作家”。他在沙龙朗读自己写的一篇故事《失序与早来的忧伤》（Disorder and Early Sorrow）。大家当然都读过了，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无不对文中流露的那种矫揉造作和降贵纡尊深恶痛绝，里面还充斥着我们现在所说的“通俗心理学”。我们这种态度使托马斯·曼大为不悦，不过更糟的还在后头呢。他不是当晚的“明星”，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