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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作亡国奴，由此浩劫他写出经典之作《四世同堂》，可谓字字血泪。陈寅恪教授1941年由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讲学，途经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起，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教授一概严辞拒绝。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比起当时陈寅恪视为粪土的40万港币巨资来，日伪赏赐周作人的月俸1200圆或最高2000圆，不过是喂苍蝇的腐屑罢了。 几十年间，不仅周作人自己，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复复为他辩护。说来说去，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少一点反动行为”，“人才难得”云云。面对老舍、陈寅恪等先贤，这些辩解显得多么无力，更多么无理。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条基准线：不能为“权”为“钱”而干出反民众、反仁道的劣行。越过这条界线就不及格，就不复为人了。 愚意以为“昏”有两大毒害，汪精卫、周佛海昏于权，周作人、张资平昏于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燕京大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同时在我国沦陷区对英、美势力所经营的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教堂等强行全面占领，所有侨民包括神父、牧师等全部关入集中营。 据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一文记载：教会学校中，纯粹由英美人主持校政的全部停办了，如燕京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主持）；又如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美国人胡恒德主持）；以及崇德中学等这些跟美国有关联的学校，全部封门停办了。司徒雷登等人都送进了日军集中营。燕京大学封门之后，一时学生、教授、工作人员等无处可去。失学、失业，交通阻隔，又不能一下子全撤退到大后方；即使有能力南下，也不能一下子撤离，要秘密离开北平，辗转越过封锁线，还要有人带路，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当时南下到后方去，或走河南、安徽，或走浙江西面，或走水路温州……都要找到关系才能走。 后来燕京大学师生虽有一部分到了四川成都又办起“华西燕京大学”，但另一部分还留在北平市。一些学生分别进了其他院校，如辅仁（法国教会大学）或中国大学；教授中有些逃亡到了南方，有的到辅仁大学教书，政治系张东荪、新闻系刘豁轩等人到了中国大学；也有到伪北大任教的，如容庚。 在这期间，好多教授还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关过监狱。1941年12月8日早晨，阴霾笼罩北平，日本侵略军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司徒雷登、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到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 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到四川成都进入华西燕京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11）
贫贱能否移，威武能否屈 1942年以后最艰难的岁月中，用玉米茎、豆饼、花生皮、各种“仓底”等磨成的“混合面”，也就是从前喂牲口都不如的东西，配给供应，成为北平老百姓通常的食物。儿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汤面或两三个芝麻酱烧饼，也都要煞费苦心，很难办到。 冯承钧先生是国内外闻名的历史学家，瘫痪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为了生活，为了学术，也为了青年，还要支撑着上课。同学们就到他家中，围着病床听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这正是吃混合面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 《中原音韵》的作者、著名音韵学专家赵荫堂先生，穷得整个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条一样从袖口落下来。上课时不好意思，一会儿塞进去，一会儿又落下来，哩哩啦啦，弄个不停。几支最次的卷烟，还要限制定量同夫人分着吸，而且常常为此争吵。 甲骨、金石学专家容庚老先生，到学校去坐不起车，冬天顶着大北风，骑着破自行车，从宣武门外老墙根东莞会馆到沙滩上课。 鲍文蔚先生在沙滩文学院做法文系主任，家搬到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厨子、女佣等，只好委屈鲍师母自己亲手做饭。先生也无钱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 只有周作人、钱稻荪等个别教授投靠伪政权当了奴才，过着奢侈的生活，成为可耻的汉奸。 抗战后期水深火热 日伪机关对一些职员每月配给半袋面粉，勉强维持活命。每月配给伪师范大学１２００袋面粉，但不给大米。所以师大伙食最好的就是馒头，早起不能吃稀饭，只能吃疙瘩汤。1100多名穷苦学生，加一些职员、工友，靠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农民的粮食之后施舍的这一些残余过日子。混合面蒸出窝头是灰色的，吃到嘴里如嚼花生皮等物，难以下咽。 1942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扩大战场，物资缺乏，伪联银券开始猛烈贬值，物价大涨，粮食极为困难。到年底，玉米面已涨到每斤1元5角，较“七七”事变前上涨20—30倍，较沦陷第三年1939年上涨11倍。 乱世物价不停上涨。1943年春夏之交，农村青黄不接，粮食最紧张时，北京粮市官价：小米每石285元，玉米每石195元，高粱每石234元，黑豆每石183元。但均“有行无市，有市无货”。各粮店前柜放的都是空笸箩，按照限定的“官价”压根儿买不到。粮食都秘密藏起，通过熟人卖高价，囤积居奇的粮商都大发其财。 1944年夏天，玉米面涨价到每斤5元，不久又涨价到5元8角，小米涨价到每斤6元，大米每斤22元，油每斤45元……其他物价，也同步飞涨。 1942年到1945年北平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保留下来的一些书信中得到第一手历史资料。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载有1942年5月15日傅增湘从北平给张元济的信中说： “弟私藏弘治本《宛陵集》，欲得番银（陈注：日本钱）千番，不过易米六、七石耳，兄能为我玉成之否？”每石米156斤，六七石米即1000斤米左右，说明当时每斤米价格为一元联银券。1943年3月信中说：“笔耕亦我辈本色，但倚以为生，亦未易言……惟物价大昂，字价亦应增加耳。”信中“大昂”二字，其猛涨可知矣。 1944年1‘月信中说：“今年北方物价增至十倍，人人皆知穷困。家用从前月费六百金，今乃至五千余金。而一切日用皆刻苦万状。往往当食而叹……送舍妹全家回川，行七十日而抵渝。用至一万四五千金。了一心事，不然粮贵至此，亦养不活矣！”这是著名藏书园老人的经济情况，至于一般小职员等，则无不挣扎在饥饿线上。 1944年至1945年，日伪经济趋进最后崩溃。联银券发行“孔子像”与“天坛图案”的500元大钞，民间流行顺口溜道：孔子逛天坛，五百当一元；千元一出现，小鬼就完蛋！1945年7月，玉米面每斤价1000至1400元。 联银券千元面额大钞，印好尚未出笼，日本已投降了。日本投降，北平市民无限欢欣，但这欢欣也只是暂时的。过了没有多久，重庆接收大员陆续到了北平，老百姓手中的伪联银券要兑换成重庆政府的法币、关金券。1945年11月，中央银行公布伪联币按5∶1的比例折合法币，北平的物价随之应声上涨，人民的经济利益又遭到盘剥。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 从1927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中共部队和机关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根据地的企业有的实行完全供给制，有的实行供给制—工资混合制。供给制下的人数，在土地革命时期有几十万人，抗日战争时期上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扩展到几百万人。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称“苏区”，乃是农民起义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委发布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旧秤1斤＝1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约合今人民币9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约合今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