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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10）
《鲁迅日记》到１９２３年才开始有领取图书版税和文章稿费的正式记录，这一年他的著述收入仅仅１２３圆银洋；至于传世之作《呐喊》第一版的赢余２６０圆，是１９２４年１月８日才结清的。 我还有个猜测，学生买鲁迅的书也可能是《中国小说史略》，理由如下：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鲁迅日记》载：“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这部著作也是在新潮社自费出版的。同年１２月１１日载：“孙伏园寄来《小说史略》印本二百册，即以四十五册寄女子师范校，托诗荃代付寄售处，又自持往世界语校百又五册。”交稿后两个月就印成了，可见当时出书效率之高。而鲁迅正在北京这两所学校国文系兼课讲授，那么《中国小说史略》作为讲义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就是说要由鲁迅自己销售２００册。鲁迅自印的讲义要收费，那么北京大学每学期要收１圆讲义费又有什么不对呢？ １９２４年２月４日《鲁迅日记》载有：“夜世界语校送来《小说史》九十七本之值二十三圆二角八分（陈注：合每本２角４分）。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他对于“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那深沉的感慨，是否又发生在这除夕独守寂寞之夜呢？也说不定。 还有一个“带着体温的一块钱”的故事，也跟鲁迅有关。但时间相差十几年。 晚年鲁迅迁居上海以后，拥有更多的读者，特别在穷困的学生、市民、工人中间。鲁迅经常到离家不远的内山书店去办事、会友。一次他发现书架旁有位工友捧读《毁灭》等书爱不释手，但是几次掂量着口袋里的钱，显然是不够书价。 鲁迅忍不住走上去问：“你要买这本书？”“是的。”鲁迅又从书架上取了另一本书递给他说：“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 鲁迅看了看书后的定价，又问：“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 “有！”这位工友是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名叫阿累，他立即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 他认出了卖书给他的是鲁迅，鼻子里突然一阵发酸。后来“当阿累受到深重压迫时，总是想到鲁迅，想到这件事”。 这故事有很多人叙述过，情节有详有略，大同小异。总该不是杜撰或伪造的罢。使我怦然心惊的是“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 １９２３年在北京某大学买书的学生，跟几年以后在上海内山书店买书的工友，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回事。但那一块钱“还带着体温”，却是共通的，因为世界上热心读者的心都是共通的。 有些伟人蔑视钱甚至不愿意伸出手接触钱，咒骂：“钱很肮脏！”也许有些道理罢，世上很多不明不白的钱确实不干不净。但鲁迅的故事告诉我们，热心读者买书的钱是最干净的，因为那是劳动挣来的血汗钱。 但愿这些“带着体温”的钱换来的书，也都是干干净净的。但愿所有写书的人都能像鲁迅那样扪心自问：一定要对得起读者。 。 想看书来
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1）
30年代我国东部有一批名牌大学，已进入了教育科研现代化的行列，并且跟国际接轨；我国当时的大学毕业生质量，已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1930年我国共有高等院校85所，在校学生37566名；到1936年，高校数量增加29％即23所，达到108所，在校大学生增加12％，在校学生和研究生达到41922人，6年内高校规模稳步扩大。各校共有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独立研究机构有两个：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此外还有12所大学设立研究学部。（参看《1937年以来之中国教育》，原载《教育通讯》复刊第2卷第9期；又见《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12月出版。）但是，日军侵华战争，残酷地破坏了我国高教事业的发展。 我国108所高等院校的分布 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国的高等院校分布很不平衡。无论是国立（公办）、私立（民办或教会主办）的大学，多数集中在东部沿海的沪宁杭与平津等几个主要城市，以及若干通商口岸、富饶地区。战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仅北平、天津、上海三市就占46所，在校学生则占全国总数约三分之二。我国东部成为教育文化中心，可说是“一头沉”，极易遭受敌人攻击。 1936—1937学年我国的108所高校，其中42所综合性大学（国立13所、省市立9所、私立20所），36所独立学院（国立5所、省市立9所、私立22所），30所专科学校（国立8所、省市立11所、私立11所）。按规定，综合性大学（Univercity）可辖文、理、法、工、农、商、医、教育（师范）八个学院（College），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的称为大学（但这三个学院必须包括理学院或农、工、商学院之一；不足三个学院的学校为独立学院）。共有师生万人。 在108所高校中，因校舍遭受日寇占领、轰炸、破坏，大多数师生不愿意做亡国奴被迫迁移者，达94所，占80％以上；其中一部分合并或解散。留在原地者仅有14所，主要是一些有西方背景庇护的教会学校如北平的辅仁、燕京、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沪江、震旦大学等，以及在上海尚未卷入战火的“孤岛”外国租界地区的大同、光华、交通大学等。1937—1938学年，我国高等院校数目下降16％，减为91所，在校学生下降26％，减为31188名；也就是几乎下降到1929年的规模。 日军对我国大学的摧残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同时，还对我国的高等院校和文化机构进行有计划的摧残破坏。日军派出大批飞机，对平津地区、沪宁杭地区以及各地院校进行狂轰滥炸。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