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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将清朝的“学堂”改称“学校”,将学堂监督改称“校长”。规定全国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可男女同校,国立小学学费全免。中学为普通教育。 1912年7月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重新制定学制,称为“壬子学制”,规定初等教育7年(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一开始对于中小学教员的薪水标准,尚无明文规定。当时全国的中小学教育经费经常得不到保障,时有时无,时多时少。各中小学校的教员待遇不同,一般采用“时薪制”,依照讲授的课时付给薪水。 广州市的薪水标准比北方地区高。1921年1月广州市政府规定小学教员的工薪分为9级,最低月薪为36银圆;通常任满3年晋升1级,递加额度10%,最高可达125银圆;到1926年又规定最低月薪40银圆,每年晋升一级,递加额度为7元5角。 当时1银圆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今人民币40元。
20世纪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7)
1921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举行,提出了改革学制的新方案,这时创办的执信中学首先试行;取得经验后,###即于1922年正式颁布全国施行,通常称为“壬戌学制”或“新学制”,小学6年(初小4年、高小2年),中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 以广州地区说来,1922年以前旧学制(不分高初中)的时期,每课一小时,每小时薪水1—2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40—80元); 1923年正式实行新学制后,中学教员待遇明显提高,初中教员每小时薪水1元5角至2元5角(相当于今人民币60—100元);高中教员每小时薪水2—3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80—120元)。 1932年实行教(课)训(练)合一制,中学教员待遇改为以“月薪”计算。规定: 初中教员每周任课18—22节(每节课45分钟),月薪60—8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800—2400元; 高中教员每周任课16—20节,月薪80—12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 私立学校和兼任教员的薪水,参照公立学校的办法,但仍以每周任课时数计算报酬(当时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元)。 抗日战争初期,广东各机关公务员和学校教员,一律按照原薪8成发给,称为“国难薪”。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物价逐步上涨。起初教育界采用发给“生活补助费”的办法加以弥补。但到抗战后期,提高薪水和发给生活补助费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因此公立学校按家属人口数补助免费大米,私立学校则向学生家长征收“学米”补助教职员工。沦陷区老百姓跟内地一样,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1)
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例如乡镇企业和商贩、个体户先富起来,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万元户”。那时人民币1万元,按照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十几万元。目前的文化人,达到那样水平的还不多。 根据史料查明,早在20—30年代,北京、上海等地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相当多的学者教授成为当时货真价实的“万元户”。 20年代初北京大学的专任教授月薪分三级:最高280银圆(大洋),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次高260银圆;最低的教授月薪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一万元;当时北大教授约80名。讲师并非专任,不领固定的月薪,而是在北大讲堂兼任讲师,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银圆计算,如果每周8—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2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000—8000元。第三类学者资历浅,收入起点较低,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担任助教者,不授课,只在系里担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月薪50—100银圆之间,约合今人民币2000—4000元。一般也可以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20—30年代抗战前仍通行银币,1936年以后才只用纸币(法币)。 1927年6月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7000元,二级教授450圆,三级教授月俸400圆。副教授一级月俸3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二级副教授320圆,三级副教授300圆。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人民币9000元,二级讲师240圆,三级讲师220圆。助教一级月俸18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000元,二级助教月俸160圆,三级助教月俸140圆(根据《大学院公报》第一年第一期)。这比五年前大为增长,而物价仍保持稳定,所以学者们待遇更高了。 到了30年代,教授的数量和薪金都显著增加。胡适之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银圆;加上稿酬版税收入,他成了“文化万元户”的头面人物。其他如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钱玄同、黎锦熙、郭绍虞、陆侃如均收入不菲。学者常有兼职,例如陈垣教授兼职所得月收入达1500银圆(合今人民币5万元),这样的“文化万元户”不胜枚举。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优惠的。学生的待遇也不错。据曹禺回忆:30年代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每月有30银圆生活费(合今人民币1000元),“足够你开销的。真要是沉下心来做学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曹禺又说,他在1933年夏天从北平清华大学西语文学系毕业时,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去保定教书,月薪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8000元)。可见当时清华毕业生待遇之高。 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华罗庚关于五次方程不可解的论文(当时年方20岁的华罗庚在一所中学当会计),就想聘用华罗庚。但是华只有初中学历,只好在算学系担任行政助理,月薪4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元),此后在清华5年内发表了十几篇数学论文。第二年成为助教,月薪80银圆(合今人民币2400元);第四年升级为教员,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程,月薪120银圆(合今人民币3600元);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元(相当于法币4000元,今人民币120000元),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 据黄宗江回忆,他的父亲黄曾铭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北京担任电话工程师,30年代初的月薪300余圆。阮若珊的父亲阮慕韩1931年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归国在北平担任大学教授,月薪200多圆。她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父亲和杨秀峰、黄松龄、张申府、张友渔等都是有名的红色教授。”(参看阮若珊《我的良人》) 30年代中国学者在北平的收入,跟在美国的工作相比是差不多的。例如1938年7月27日周一良在给北平谭其骧的信中说:“持宇(陈注:邓嗣禹,1937年赴美国)最后为外人治清史,年酬600圆,兼领哈佛燕京资金500圆,尚须为《亚洲学报》任译事,年得250圆(陈注:总共1350圆),生活当无可虑。”这有代表性,也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月收入120圆,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助教相似。所以“学成归国”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还可以提供几个史料作为参照:30年代北平公立和私立中学教员的月薪约为100—200圆;高、初中都教的教员,以及主要课程国文、英语、算学教员,月薪则在200圆以上。而学校行政人员月薪为50—100圆。勤杂人员月工资30—40圆;小商贩和粗工等10—20圆,厨师和招待8—12圆。不知何为脑体倒挂。(陈注:20年代初银圆或国币1圆合今人民币40元;30年代国币1圆合今人民币30—35元。) 花费了很多工夫查阅、核实、分析了上述史料,我心想:难怪当时到欧美日本进修的中国留学生得到硕士、博士学位后大多回国报效中华文化事业,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不外流。 1。 顾颉刚 顾颉刚,1893年5月生于江苏省苏州。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1920年毕业,时年27岁,担任北大图书馆员,月薪50银圆;又帮助胡适之教授编书,每月补贴30银圆,共得8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3200元),还不算多。1922年因祖母去世返归苏州老家,不久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专任编辑,月薪100银圆。1924年回到北京,时年31岁,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