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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合订本（半年每卷）售价1圆，邮费5分。 二、 《新潮》月刊，于1919年1月1日创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发行所地址：北京汉花园。大16开，150页。零售价：每册3角。订购全卷5册1圆2角；全年2卷（10册）2圆4角。邮费：本国及日本每册3分，欧美各国每册6分。 三、 《少年中国》月刊，创刊号于1919年7月15日在上海印行，此后每月15日出版；《少年世界》月刊每月1日出版，上海五马路棋盘街亚东图书馆发行。定价相同：每册1角，邮费2分。订购全年1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5）
1917年前后北京的生活很便宜，一个北大学生一年的生活开支包括学杂费在内，平均有180块钱就足够了，节省一点的有120块钱（每月10至15圆）也可以维持。所以有条件踊跃购读《新青年》、《少年中国》和《新潮》等新刊物。蔡元培校长上任之后，他把北京大学的学风扭转过来，并且热情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文化启蒙事业，意义非常重大。 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读的待遇 关于毛泽东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半工半读的史实，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加以考证。 1918年8月，毛泽东、萧瑜等几个新民学会会员联袂北上，商谈赴法勤工俭学。到京后，毛泽东决计留在国内，拟在北大寻一事做。他们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正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他也曾希望毛泽东能“入北京大学”，以为日后打下“可大可久之基”。（引自《蔡林彬给毛泽东》，原载《新民学会通信集》第1集。） 在湖南第一师范时期，毛泽东的同学、同由长沙到达北京、同借住杨昌济家的萧瑜回忆：蔡和森、熊光楚等人和我筹划勤工俭学的预备课程时，毛泽东也协助过。经过几次磋商，毛宁愿留在北京，不去法国。……毛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是学者，当然对出国留学没有兴趣。……我和蔡和森同意毛留北京进行工读计划，如我们在法国所为。这就面临了给毛找工作糊口的问题。三个就此问题商量过多次。这时适逢我们在北大征求学会会员，以我们判断，最好毛在北大找一份差事。我们想叫他担任打扫教室的工作，他可以一面工作，一面听课。当时北大流行雇用工人课后擦地板扫地，工作很轻松，还可以得些额外的好处，即和教授、学生经常接触。这安排对毛很理想。 怎样获得这份差事是个难题。……最后，还是想到了蔡校长，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叫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他写了一张便条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萧瑜：《毛泽东与我》节译之五，见台湾《艺文志》第20期，1967年5月。）萧瑜（子升）的回忆录是用英文写成并发表的，有不同的中文译本。另一种译文说，萧瑜和蔡和森等人写信给蔡元培校长，“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元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人，他看了我们的信后，立即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有更好的主意，他怜悯毛泽东，对于他能够刻苦自励，甚是高兴。没有让他去做清洁工人，而可到校内的图书馆去工作。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先生，信中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引自《毛泽东和我》，台湾源成文化图书供应社1976年版，第56页。） 经李大钊的安排，26岁的毛泽东当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工资8圆，这与工友的月薪相差无几。当时北大助教的月薪约在50圆至80圆之间。1917年1月陈独秀致胡适信中，邀其到北大任教，信称北大“学长月薪三百圆，重要教授亦有此数”。当时一般教授约200圆左右。毛泽东的具体工作是管理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新报》等十五种中外文报纸，每天登记新到报刊和来阅览人姓名。虽然位卑事琐，但它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接触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他当时住在景山东街的一条名叫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的小胡同里，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个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这里条件虽劣，但离沙滩红楼很近，便于活动。他在北大积极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社团活动，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本人于30年代末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说：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以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八块钱。（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6—127页。）此外还有另一种记载。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毛泽东》一文中说：“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末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圆。”（见蒋梦麟《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23页。）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6）
毛泽东系1918年8月来京后到北大工作半年，其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在职在京，这都是确切无疑的事实。而高平叔教授指出：蒋梦麟这段话，记忆有误。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是在1918年9月间，蒋梦麟此时尚未进入北大。蒋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自1919年7月中至9月中，此时，毛已回到长沙。事实上，毛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是在蔡元培先生自己主持校务期间。即使由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李也只能以图书馆主任的身份向蔡校长提出，而必须由蔡校长下条子派任。那时尚无人事管理机构，教职员工的任用与罢免，全由各机关、各学校的最高首长决定。有了蔡校长下派的条子，北大会计课才能把毛泽东编入职工名册，照月发工资。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薪俸考 关于北京大学早期的教职员待遇情况，至今只有一些著述中零散提到，而缺乏系统的考证和论述。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几十年前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大量散失，以及历来学者们对于这个专题的忽视。 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这样看来，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地位的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是他们教学、科研、传授和创造精神文明的必要社会条件，也是影响他们性格、历史命运的要素（当然不是惟一因素）。但很奇怪，现代中国教育史和反映校园生活的许多著作，却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方面。 百年以来我国知识阶层，或是出于清高“耻言钱”，或是出于隐私“讳言钱”，在各自薪金待遇方面的确切记载很少见，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很笼统或零碎，几乎没有人系统整理和研究过。几十年前的当事人大多去世，少数现存者也已年迈，所以要进行准确的调查、考证都有很大难度。 《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是北大校史者们经常引用的史料（陈注：国家档案馆将此纪念册出版年代定为1917年，但据我考证它是1918年4月30日编定、5月出版的），然而在这本纪念册编者的“例言”中也说：本校往年案卷大半零散，故前任职员所录之编制，全以民国三年陈君叔辛所编之《沿革略》及历年薪水簿为依据。但《沿革略》不甚精详，而光绪三十年以前至三十二年之薪水簿，又均遗失。因此前任职员录中，难免错误，亦无可如何之事。到了北京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候，要寻找历史上的《历年薪水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