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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拔可经理6000 7000 7500 6370 王显华经理6000 7000 8500 7225 高梦旦所长6800 7000 6500 5525 王云五所长8000 4000 5000 4250 而一般职工所得“花红”大约为一个月的薪金（职员）或工资（工人）。这有时称为“每年的第十三个月的年终分红”。 商务印书馆的劳资纠纷 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的廖维民《上海印刷工人的经济生活》一文中列举上海印刷业工资情况说——有月工与包工之分，月工是按每月所订定的工资发给，都在十五圆以下，包工是休息日和生意清淡时没有工资，他们的工资更少。 综合上海几十家（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工钱分三等：头目二十圆至五十圆；下手十圆至三十圆；学徒一圆至十圆。女工只有摺书、订书二种。摺书：洋装（即洋纸）摺一页的，每千页二十文；二页的每千页五十文；三页的每千页七十文；四页的每千页九十文。本装（即本国纸）每千页七文，也有每千页九文的。钉书：本装一本五文，洋装稍高。摺书最快的，每月可得十几圆的工钱，普通每月可得五六圆，初学者，每月只得二三圆。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提高了劳动者的觉悟。8月22日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发布了“总罢工宣言”，要求提高经济待遇，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罢工宣言指出：“馆中亦每年有所谓花红者，在几个当局，确实可以称为花红（例如经理月薪三百圆，而年得花红二三万圆）；在我们薪水小者，却也可叹（月薪十余圆者仅年得花红十余圆，甚有不足薪水一月者）。”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5）
编译所职员沈雁冰（当时为共产党支部书记）、郑振铎、丁晓先等12人担任工会谈判代表，馆方由张元济、王云五等6人参加谈判。中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向商务印书馆提出：馆方如不接受职工会的合理条件，将号召全国学生停止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以示抗议。8月27日开学在即，馆方接受职工会的条件，罢工胜利结束。 1925年8月，商务印书馆总务处公布了《加薪办法》，规定从本年10月1日起，增加总分支局同人薪工，标准如下：甲、薪工在10圆以内者加30％；乙、薪工过10圆至20圆者加20％；丙、薪工过20圆至30圆者加15％；丁、薪工过30圆至50圆者加10％；戌、学生满１年加１圆，满两年加两圆。（见《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455页，中华书局，1954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1）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出版社和作者的利益分成清末民初以来，随着我国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批自由职业者——专以写作（所谓“爬格子”）为谋生方式的作家。他们主要依靠稿费、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来保证生活。 据王云五《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一文所述“平时我国出版业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20世纪初叶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如果说北京是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中心，那么上海则无愧是全国书刊出版事业的中心。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工业城市和通商口岸，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出版事业的发源地。 1872年以后，上海申报馆垄断中国出版行业达四分之一世纪。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中华书局于1912年在上海创办。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321家出版社、200多种报刊，而北京只有三家出版社、24种报刊。五四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如《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大多在上海出版。1902—1916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57种，其中29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22种。商务印书馆1902—1920年间，出版图书3522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846种，占四分之一。 举世闻名的上海文化街——四马路 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上海的商业中心棋盘街汇聚了多家很有影响的出版单位，成了出版业的中心。曹聚仁在《棋盘街上的沧桑》一文中写道：五十年前（清末民初），上海的商业中心在棋盘街。直到笔者来到上海（1922年）时，上海租界向西向东北延伸，南京路上的繁荣，已经代替了棋盘街。在我们记忆中，提到了棋盘街，就等于说是提到了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也好似提起了望平街，即唤起了新闻事业中心的印象。）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两家书业重镇，雄踞在福州路（四马路）、河南路的转角上；在从前，我们应该从“商务”、“中华”数起，往南再说到文明书局、群益书社、民智书局、扫叶山房、中华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作纵的伸展；后来呢，却沿着福州路作横的发展，从黎明书局算起，“开明”、“大东”、“北新”、“世界”、“科学”、“生活”，一直到福州路西头，还有那家大规模的中国文化服务社。其他小型书店，如“光明”、“现代”、上海杂志公司、“春明”，不下五六十家。这里说的便是上海图书出版业繁荣的状况。如此众多的出版社和报刊，必然有一支庞大的编辑记者队伍，这便形成了上海出版家群体。中国80％以上的书店集中在上海著名的四马路（即福州路）南北方向的两三个街区，长久以来一直被称为“文化街”。 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空军突然轰炸上海前，这里有新旧书店300余家。其中最大的两家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它们的办公大楼在福州路和河南路交叉路口并峙一地，互相构成了激烈竞争，酷似南京路上的先施和永安两家百货公司。 它们附近有很多书店，有些书店因为跟新文学期刊或作家有关而声名远扬：比如“群艺”率先印行了陈独秀编的《新青年》；北新书店是鲁迅作品的出版社；胡适的著作大多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月》由新月书店印行；开明书店以编青年读者之教科书而著称；生活书店因了邹韬奋主编的进步刊物《生活》而得名；现代书店则是施蛰存的《现代杂志》和叶灵凤的《现代小说》的后台；精美的《良友》画报属于良友图书公司；迷人的《金屋月刊》属于金屋书屋。这还没有计入那些数量惊人的画报、妇女杂志和电影杂志。光一家上海书店就在30年代中期号称印行了约20份杂志，而且出版速度是每天一种。 福州路周围这一地带还有一些老字号的传统文具店、饭馆、茶室、饭店和妓院，往南一直伸抵老城厢，这里是鸳蝴派文人和报人的“生活世界”，像包天笑、陈蝶衣、狄楚青和周瘦鹃这些人就常在书店茶室和妓院消磨闲暇。 总之，四马路是20世纪20—40年代新派作家最常涉足的地方，它的声誉经久不衰。 诗人徐迟在《江南小镇》一书中，激动地回忆1930年代，他从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下上海时，作为一个写作新手，由挚友施蛰存带领着到四马路逛书店的情景：先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它有自己的外文图书馆），然后一路浏览许多大大小小的书店，接着去喝下午茶。这几乎也是很多作家的日常行踪。在中文书店里，他们不仅能找到他们的作家朋友新近出版的作品和译作，还能看到书店自己最近发行的期刊。在外文书店，他们可以买到外文书，还能以“货到付款”的方式预订。此外，在一些旧书店和书摊可以轻易地找到西文旧书——主要是小说，其中不少是外国游客在航海时的读物，轮船到上海他们登陆后就贱卖掉了。 清朝末年初订的稿酬标准 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的同时，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梁启超拟订的《叙例》中说：“海内名宿，有自译自著自辑之书，愿托本局代印者，皆可承印，或以金钱奉酬、或印成后以书奉酬，皆可随时商订。”（载《饮冰室文集》之二）这是支付稿酬的声明，但没有公布具体的标准，而只是说：酬劳可以随时商订，或者给金钱，或者赠送印成的书籍若干册作为（抵当）稿酬。也就是说，当时大家的“稿酬、版税”概念并不怎么明确，因为尚未形成规范的文化市场。靠售书赚钱的“书商”是早已有之，然而靠卖稿吃饭的“自由撰稿人”还在孕育或襁褓之中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20世纪上半叶的稿酬版税（2）
目前我查阅到的中国最早有关版税的史料，是1901年上海《同文沪报》规定的“提每部售价二成相酬”，也就是版税20％；最早有关字数稿酬的史料是梁启超所记：他主持的《新民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