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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都在追问我们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府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家庭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奋斗的目的是什么，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最后都归结到幸福，我觉得这反映了我们整个社会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理念上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是我们国家现在整个执政理念的一个重大变化，所以现在提出以人为本，人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各级政府、我们的各个社区的街道的负责人，都在关心每一个人是否幸福了，那么每个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就得到了尊重。
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美国在海外的两个普通士兵因为公务牺牲了。他们的遗体到达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总统和许多议员都到机场去接，这对我的触动很大。现在我们国家也是这样，之前的汶川大地震也好，动车事件也好，会把每一个遇难同胞的名字都公布出来，而不是简单地公布一个数字，而且我们相关部门对这些人会表示最深的歉意，这就是对个体和人的尊重。
我们整个社会开始尊重每个人的尊严、每个人的幸福、每个人的自由、每个人的权利，这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
第26页 ：无尊重，不幸福
无尊重，不幸福
◎龙永图
尊重人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越来越重要了，现在有些人对其他人不尊重，实际上是对自己最大的不尊重。
有权力的人，在家庭里面比如父母，在社会里面比如是官或者是一些有钱的人，强迫那些比自己弱势的人来尊重自己的意志，这样就造成了很多的不幸福。
很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是很不尊重的，一定要孩子学钢琴，一定要孩子学奥数，上各种特长班。本来教育最核心的原则是因材施教，因为每个人的智商、每个人的爱好、每个人的天赋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都按照同样一个模式来要求我们自己的孩子，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小孩和很多不幸福的家庭。我发现很多家庭在小孩还没有长大的时候挺好，但一旦小孩开始上学了，夫妻之间的分歧就越来越大，夫妻分歧引起姥姥爷爷也要站队，整个家庭就乱套了。实际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尊重小孩的问题。
怎样使我们整个社会学会尊重人，包括父母怎样尊重自己的孩子，上司怎样尊重自己的部下，企业家怎么尊重自己的员工，这些尊重的问题是保障我们每一个人都幸福的至关重要的一环。现在不是都讲社会管理吗？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就是尊重每一个人。
这是对人的尊重，然后是对规则的尊重。
白岩松说过一句话：规则对于幸福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一个规则，谁都不幸福。就像打牌，如果没有一个规则建立起来的话，输的人不服，赢的人他也不开心，最后打牌的人都是处在焦虑甚至暴怒中。
我完全赞成，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可能是能够保证绝大多数人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条件。
前几天我跟一个来自贵州的老乡聊天，谈完话以后我感觉很沉重。他举了我和戴秉国的例子，他说我们都是从贵州的山沟里面出来的，依靠自己的努力，算是小有所成，而且也做了一点事情。但现在从贵州、从西部地区来京做官的越来越少，做到高位的人也就更少，反倒是发达地区来的官员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讲乡情，讲关系，自己爬上来了也会适当照顾一下老乡，所以来自发达地区的官员会越来越多，而偏远地区的越来越少，这是个恶性循环，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不公平，那些来自偏远地方的真正有能力的人难以出来。他这一席话对我刺激很大，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这个社会如果不能够保证那些真正做了贡献和努力的人得到公正的回报是很不幸的。
所以怎样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法治的社会，使得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来圆自己的梦，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学毕业分配的时候，我没有背景，来自最落后的地方，因为当时中国很快就要进联合国了，要一大批学英文的，所以才从贵州的山沟里面选了两个人到北京来，我因此有了这个发展的机会。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公平的，它是从各个地方挑选学习成绩最好的。现在我们的大学生毕业以后都自己去找工作，自己找工作很多是凭关系找工作，除了自己找工作以外，我觉得学校和单位也应该建立一个推荐和考察机制，使那些真正品学兼优、没有背景的人能够真正走上为国家做更多事情的岗位。
其实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处在过渡时期，如果说马上就消除那些靠关系找工作的社会现象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政府应该设计一种机制，一方面在分配方面基本放开；另一方面也确实应该吸收之前比较好的做法，使得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就像入世谈判有一个过渡期一样，在我们中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一套法治的、公平的机制之前，如何建立起一套过渡期措施来保证相对公平，减少不公，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这是我们在深化体制改革的时候应该着重考虑的。
第27页 ：无艰难，不青春
无艰难，不青春
◎白岩松
和前辈不一样，80后这辈人被称为“史上最难管的一代”。我们现在要重新关注青年问题，因为青年问题已经重新成为社会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实的压力比过去更明显，比如以蜗居为代表的住房的压力，以蚁族为代表的“北漂”一族。当然，我只是用它做代表，并不是在北京漂的就是“北漂”。还有某些电视剧体现出的职场焦虑，等等。
第二，机会不如以往了。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不再像前两代人比如50后、60后，甚至部分70后那样，机会随时可见。大家觉得好像很痛苦，其实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相对正常的时代，机会相对平均，而不会是属于某一两代人的特有情况。
第三，青年心理问题。以“富士康连跳”以及整个就业环境为代表，“宅”也好，“剩男”“剩女”也好，反映出年轻人的心理冲突，如果不能得到合理和合适的舒缓，将会演变成为社会的巨大冲突。其实，我这话说早了，从西亚到北非所发生的一些局部动荡，其实跟所在国家青年人很高的失业率有很大关系。北非有些国家青年的失业率甚至达到30％～40％，这些国家的冲突最初来自年轻人的绝望。当然中国在这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绝望是一无所有，现在中国的冲突可不是一无所有，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某种利益。比如陆续出现的“拆迁风波”，是要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在一无所有下的绝望。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等等。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体现出来的焦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要重新看待。
第四，同样是打工，与过去的期待不一样。我们还在想80后问题的时候，90后已经以更加生猛的姿态闯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讨论农民工城乡冲突问题的时候，连90后也都已经走上了打工的道路。也就是说大家对80后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完的时候，90后快把80后拍在沙滩上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们和过去的期待不一样。50后、60后、70后打工的时候，他的全部梦想不是为了自我实现，而是为了改变家庭的境遇。
中国最早的农民工出现的时候，他们什么样的压力都能忍，什么样的艰苦条件都能忍，因为他们的身后永远有自己的年迈父母，还有成长的弟弟妹妹的压力，反而心理问题和冲突很少。但是现在不同了，80后和90后的这批人，即使在农村，也没有沾过土地。他们从小在现代的互联网环境中长大，县城里的网吧比城市里更凶猛，很多孩子只是跟爷爷奶奶长大，而没有跟父母。他们拥有一种更宽松的、纵容的东西。现在去一些小的县城和乡镇，那里网吧和孩子的发型，要比大学里更现代化。这代人，背负的并不是家庭命运的改变，背负更多的是自我实现。
现在年轻人没有人再回头看那几代人的青春，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挑战。哪一代的青春容易呢？季羡林先生离开母亲去了德国，“二战”爆发，回不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