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故鞘粲凇�###级”。
1996年，比尔…盖茨便对研究院的发展充满了火热的期待——有一天，比尔兴致勃勃地向内森…梅尔沃德提议说：也许是时候扩展研究院的规模了。内森回应道：那就翻倍，如何？比尔答曰：翻三倍不是更好？
就这样，微软剑桥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相继成立了。1997年，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博士筹建中国研究院，我受邀做他的“顾问”。98年中国研究院正式成立，我的师兄、第一任院长李开复博士希望我能在第一时间回到中国，一起见证和参与这个伟大的进程。老实说，这真是个相当诱人的提议。但那时总部的语音技术研发还需要我的支持，我可不能让多次枉顾茅庐的黄学东失望。所以我只好选择从旁协助，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建而奔走和运筹。
于是，我一边确保总部的研发工作能够顺利，一边尽全力支持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创建。我背着研究用的机器回到北京，并由于“超负荷”而在下飞机时扭伤了背部——只能躺在床上，一边接受中医针灸的治疗，一边面试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批研究员——在那以后，直到回大陆定居前，每年我都会到北京一、两趟，看看能为研究院做点什么。
在微软总部的那些年，我既负责过语音技术的基础研究，也领导过及自然交互服务产品部门（NISD … Natural Interactive Services Division）的产品开发。但在产品部门待得时间一段时间之后，难免会感到意犹未尽——产品部门需要发掘问题，再尝试着用现有的方法去求解。倘若解不了，便会把问题交给研究部门。每天面对那些新鲜有趣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却只能袖手旁观，这种感觉真的让我很手痒。
2004年，机会终于来了。我们接连发布了两个重要产品，之前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我所牵挂的微软中国研究院也已升格为“亚洲研究院”。至于祖国大陆，在我眼里则不啻为一个传奇——无论经济还是科技创新的契机，“中国速度”都是如此迅疾，以至于每次回京，我都能发现新的变化。于是我做出了迄今为止个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即举家由西雅图迁居北京。而在此之前，我的家人甚至从未到过大陆。
我为这个选择而感到庆幸和自豪。现已为经济大国的中国很快会成为科技大国，这是任何势力都难以阻挡的。“春天的旋律”已然奏响——对创新的高度重视很快会把中国变成充满希望的前沿科技沃土。
回顾往昔的一个个选择，我的感受是，不要总是理想化地试图把握全局，而应对当前的状况进行“局部优化”。我们当然希望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在今日做好应对一切不可知的准备，然而，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每个人都会在某些时刻遭遇到纷繁芜杂的、难于“全局优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把“可以优化的局部”做到最好。不要去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我们积极、谦虚但充满信心，只要我们能在机会出现时做出最好的判断，那就一定会找到快乐。在今后的生涯里，我肯定还会面对不同的选择，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知道自己会追随兴趣的趋向，为每一个选择付出最大的努力——放眼未来，让我们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作者介绍：
洪小文，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院士。洪小文于1995年加入微软研究院美国总部任高级研究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2005年正式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之前，洪小文曾担任微软公司自然互动服务部门的架构师。洪小文毕业于台湾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之后继续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深造，先后获得计算机硕士及博士学位。他觉得人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分享快乐时光。
从养兔能手到工程专家 田江森（1）
回国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工作的两年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接触了很多来面试的应届毕业生，更是看了不计其数的简历。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成长生涯的轨迹都非常相似——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荣获很多奖项，一路的顺坦和成功——可能是长久没有生活在国内的缘故，当听到这么多学生这么相似的背景经历之后，不由地回想着我自己所经历过的童年、少年时代，虽然那个时候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远远比不上现在富足，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优越的教学条件和培养环境，但是我却度过了一个快乐、有趣、烂漫的少童时期，因为在我的记忆深处这段时光虽然有过坎坷但却充满着色彩。
一时间成了养兔能手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的祖父曾经在华西大学上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继续攻读化工专业，随后便在美国就业，从事化工类的研究工作。解放后，我们都希望他能回国生活以圆团聚之梦，虽然，他有过几次来香港讲学的时候，也想回来看看我们生活的情况，可最终都没回成。离他最后一次到香港的一年后，文革就开始了，我们家由于祖父的缘故被定义为“特务”身份，随即遭到了抄家之灾。家里顷刻间一无所有，我的父母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被带走了，那个时候我只有6岁。
我记得有个红卫兵责令要让我和父母划清界线，并披露我们全家跟国外敌人发情报。我当时就一脸的不相信，他就说：“你们家用的那个收音机是不是经常会‘嗤嗤’响呢？“ 我说：“是的啊！”他便说：”这是短波，那个就是给敌人发情报用的。”“而且，每天晚上十点左右，你还在外面给你父母站哨是不是，而且都要半个小时左右？”其实，我是每晚那个时候出去上厕所的而已。临走的时候，他还特别甩了一句话给我说：“如果你想起什么事情，可一定要告诉我！”
转眼间家徒四壁了，我完全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让我更难接受的是，突然之间，作为我最可信任的父母都成了让我打击的对象，要我视他们为敌人。我顿时觉得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更没有任何人来理睬我。就这样，大约过了大半年，父亲的回归让残缺的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之后没多久，我就跟随父母一起下放到宁夏一个叫西大滩的农村接受“再教育”。那时我家被安排在生产队马厩旁的一个空草屋借住，父亲的工作是看谷场，母亲派去扫厕所，而我则安排去上了当地的一所子弟学校。在那里我们一呆就是五年。
那个时候，我完全过上了小兵张嘎式的生活，农村的小伙伴都非常憨直朴实，我跟着他们一起下河捕鱼，在旷野上放羊，天昏昏暗的时候，一起嬉戏着数星星……跟着其他同龄人一块玩耍，我找回了一个孩子的天真与自由，以及与自然为伴的乐趣，很多在城里生活的那些阴影和冷漠也消散了。那个子弟学校的教师，也基本是下放的知青，年龄比父母小一些。虽然，我白天在外面玩得野，但是父母还是很督促我的学习，毕竟他们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所以，我的成绩经常得到全班第一，受过不少表扬。可是，比起学习，我的劳动课就很丢脸了，挖沟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同学。
生产队时兴开大会，而开大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上挂下连，而那个时候我们家就经常成为大会批斗中的“下连”对象，也由此可见我们家在当地农村的知名度有多高了吧。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小孩间还保持着天真无邪的情谊，也没有太多受我们政治身份的影响。
那个时候很少能吃到荤菜，我们和其他人家一样养起了兔子以自给自足，而且几乎是我一个人承担起了饲养兔子的重任。那些年，我们每年几乎都能养出50来只兔子，然后剩下一只兔子留作种子等着来年再繁殖。也不知道是我陪伴着兔子，还是兔子陪伴着我，那段时间我与兔子几乎形影不离，我把它们视为非常要好的朋友。特别是等着第一只兔妈妈快要生小兔子的时候，我甚至把床搬到了兔窝旁边，细心观察窝里面的一举一动。我发现每当要生的时候，兔妈妈总是会打一个较深的且隐藏很好的洞，从表面上根本看不出来有洞的痕迹，然后它就开始不断地撕咬胸前的毛，当时我觉得很是纳闷，后来才发现它是用这些毛做窝用的——为了给小兔子营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它把刚出生的小兔子小心翼翼地安放在洞里，直到21天之后，洞门才被打开，小兔子慢慢地、羞羞地从洞里面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