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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2003年青岛offsite上叫开的。当时所有员工都要做野外拓展，以加强员工间相互了解和增进合作意识。员工分成八个组，每个组起一个代号。我是我所在组的组长，我的组的服色是墨绿色，受“野外拓展”的启发，取“野战排”为代号。而Harry 所在组的代号是“微软红军”，这显然是受了他们的服色为红色的启发。他们很是为这个代号而洋洋得意，见人就吹嘘他们的组如何英勇顽强，肯定能拿冠军 ，结果却拿了个第三。不过Harry因为“微软红军”的名字感到意气风发，他显然是把整个研究院都看成“微软红军”了。有此滥觞，随着研究院的影响日益扩大，“MSRA”后来就演变成了“Microsoft Research Army”的简拼，2004年有同事甚至设计了“微软军团”的臂章（见下图），彰显研究院在计算机研究方面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Harry也经常跟人开玩笑：“MSRA stands for Microsoft Research Army。”这个解释曾经见诸各大媒体，为许多人耳熟能详。
但是这里我想重点提的却是另外一个更为深刻的解释，它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微软经常被外界批评为“缺少企业文化”。的确，微软并没有总结她的企业文化并告之以世人。比尔·盖茨也只不过不痛不痒地说：“在微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研究院作为微软的小环境既继承了微软的总体风格，又有自己的特点。下面我就讲一个故事。
话说2006年9月初，我、文继荣陪同院长Harry访问了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几所高校。经过连日奔波，总算访问结束了，Harry很高兴，就拉我和文继荣去吃夜宵放松放松。等到鸡汤、豆皮、热干面下肚，大家开始眼饧耳热，话也渐渐多起来。因为我们这次带了自然语言组开发的对联系统去各大学演示，演讲时经常使用各大学的校训来做上下联以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兴趣，所以我们自然就聊到是否也给研究院弄个“院训”。虽然没吃过猪肉，但也见过猪跑，这几个大学的校训无非是“严谨”、“博学”、“求实”之类，所以前两个“院训”就被定为“谦虚”、“谨慎”。此乃发自研究院创办和发展不易，我们只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刻保持危机，才能继续光大之感慨。显然，仅这两个“院训”是不够的，但是继续罗列“创新”、“笃行”之类的话又嫌落入俗套，这时我们的恶作剧心理又开始发作。Harry首先把他平常挂在嘴边的“纯朴”加上，这是他评论某人idea很平淡无奇或是思想很天真时的词语。他一说：“你真是太纯朴了！”，被评论的人就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表扬还是在揶揄，于是大家在哈哈一笑中就过去了。出于我们这几天对对联落下的后遗症，我们还需要再加一个和“纯朴”能匹配的词。“厚道”虽然也是Harry的口头禅（“嗨！做人要厚~~~道！”），可惜和做研究好像没什么关系。好在我也玩过对联系统，曾输入过一些垃圾，看它会输出什么垃圾。朦胧记得它对的是“愚钝”，结果Harry对这个建议甚是赞赏，因为它秉承了前面锋芒内敛的要旨，而且做应用也的确需要有不追求技巧和蒙着头一条道跑到黑的精神。于是，三人笑嘻嘻地把“谦虚”、“谨慎”、“愚钝”、“纯朴” 来回念叨了几遍，都觉得很满意：研究院的“院训”就这么定下来了。意犹未尽之际，我建议：既然“MSRA”刚好也是四个字母，可否想四个对应的英文词语，使得英文“院训”的简拼刚好就是“MSRA”？“谦虚”很容易找到对应的英文词语：Modest。剩下的三个词我们搜肠刮肚鼓捣了半天也没找到，不过我们相信一定会有的。酒足饭饱，我们才施施然回去了。作为好事者，我后来查了一下金山词霸，还真的找到了另外三个英文词语：Scrupulous； Rockbound； Artless——都不是常用词，难怪我们三个诸葛亮在一起也想不出来。
因此， MSRA还是我们的英文“院训”之简拼呢。虽然“愚钝”和“纯朴”是我们搞怪弄出来的，细想之下其中却是蕴含了做研究的深刻道理。尤其是做应用的，KISS（Keep It Simple； Stupid）原则已经深入人心，我们提出“愚钝”和“纯朴”作为“院训”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作者介绍：
林宙辰，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研究员。他2000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学院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现在是北京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也是中科院计算所的客座研究员和IEEE的高级会员。他的研究理念遵从Vladimir N。 Vapnik的名言“Nothing is more practical than a good theory。”平时喜出怪论，思想言谈经常荒诞不经。
向盖茨作汇报 王坚（1）
在过去的十年中，我负责的研究组可能是向盖茨做工作报告次数最多的一个，大约有十次以上，其中也有与其他研究小组或产品部门一起。不过，这种机会并不是一种荣耀，每一次都是向盖茨和其他行政官学习和得到反馈的一个重要机会。盖茨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表扬，很多时候是毫不客气的批评，以及对我们应该如何用更长远的眼光来考虑和规划研究工作的建议和反馈，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帮助。
今天，在回顾自己在微软亚洲研究院近10年的工作经历（包括前面半年作为访问学者），我感觉这些年就像是一个瞬间般从眼前滑过，或许是因为人在充实的时候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吧。不过，这个瞬间对于我来说，却包含了许许多多精彩的片段，无论时间洪流的力量有多大，都难以冲刷掉这些值得我珍藏在心中的记忆。在这些记忆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向比尔·盖茨做工作汇报（大家称之为BillG Review）的经历。我所负责的有关研究工作有幸见证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的BillG Review。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第一次工作汇报是在1999年10月，也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成立的第二个年头。当时我正与同事们着手研究院的一个跨各研究小组（包括用户界面、语音、自然语言和开发）的合作研究工作——新一代中文输入法的研究。这项工作的初衷是为了通过这个项目训练新加入研究院的员工。这一工作有幸成为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第一次向盖茨汇报工作的内容。当我们演示到如何用垂直滚动窗口选择候选汉字时，盖茨露出了他特有的孩子般的笑，这也是我第一次在微软董事会会议室见到这种盖茨特有的微笑。汇报中我发现盖茨对中文五笔输入法已有相当的认识，很让我意外。
次年（2000年）三月，在微软研究院第一届技术节（TechFest）上，盖茨来到我的展台，饶有兴趣地仔细看了我们用相同的技术来改进日文输入法，不知是谁拍下了这一幕，也就有了我和盖茨的第一张合影。他在一次评审Office组的工作时，还专门向微软日本研发团队介绍了我们的工作情况。之后在日本的研发团队第一次访问研究院的时候，我也为此专门访问了日本的Chofu（微软日本研发中心的所在地），并最终促成了研究院与日本的同事在相关项目上的合作。我们和在日本的同事至今还保持着合作关系，另有一项新技术很可能会出现在2008年下半年发布的日文产品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我的研究组向他汇报的内容很快就变得丰富起来，其中包括了我们后来研究的几项重要技术，如数字墨水、数字万能笔，数字广告技术以及我们目前仍在进行的大规模数据处理等研究项目。几乎每一次向盖茨汇报后，都有一些让人难忘的事发生。
我记得在一次数字墨水技术的汇报时，我们也邀请了当时正在筹建微软平板电脑部门的资深副总裁Alex Loeb一起参加。当我们演示如何对手写的文字和图形进行自动切分和处理时，盖茨看到了这一技术对用户的意义，马上转身问坐在身后的Alex Loeb能否在Tablet PC发布时采用这项技术。当他知道研究院和Alex Loeb的团队已开始讨论如何将该技术用在第一版的Tablet PC时，表现得非常高兴。当微软首次在全球发布Tablet PC时，Alex Lobe給全公司的员工发了邮件，专门感谢了Windows部门、Office部门和微软中国研究对Tablet PC研发的贡献。Alex Loeb也邀请我和她一起出席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