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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与*在农村政策问题上早就有过交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万里见到农业文件的第一稿时，就曾去找*说：“文件上的三个‘可以’，体现了解放思想，我赞成。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答应他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但是没有被采纳。
*对农村改革是热情支持的，但对农民如此强烈、如此执著地要求包产到户却缺少具体的体会。1979年冬，他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托人转给他的一份调查材料，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生动地叙述了安徽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才使他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他们朝夕相处，配合默契，情谊日深。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万里对*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宪法、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呐！”*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在*主持下召开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做“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
*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三、分头工作1981年农村改革的浪潮以更大规模继续汹涌向前，包产到户逐渐成为主流。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开始一段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大同小异，总的趋势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75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非常适宜贫困地区采用。请问当时中国农村哪个地方不说自己是贫困地区呢？于是呼呼地都搞起来了，迅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气势。尽管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只能继续拖一段不长的时间而已。山西省就是这少数地方之一。几年来，省委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大寨是在毛主席亲自培育下成长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全国盛行“两个凡是”的时候，山西还多出两个土“凡是”：“凡是大寨已有先进纪录的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经验要照着去做。”虽无明文规定，却在全省畅行无阻。因此，拨乱反正，迟迟不见动静，对联产承包一直拖着、顶着，包产到户更不允许。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继续受到压抑。这时普及大寨县过程中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的错误陆续被报刊揭露出来，1980年8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但情况仍无根本性变化。*又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个别谈心，小型座谈，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领导干部转过弯来，正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局面终于打开，省委开会统一了认识，向中央写出了检查报告。1980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批语，作为1980年83号文件下发。这大有利于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促进75号文件的贯彻执行。这些观点在此后一系列农业文件包括5个一号文件中不断得到体现。万里常说：“‘左’的思想影响谁也难以避免，我们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多少之分，觉悟先后之分。”合作化以来，尤其是学大寨以来，搞了多少次运动，整了多少农民和农村干部，这次包产到户，就其范围和深度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但中央却没有因为哪一个干部抵制包产到户而对他加以惩罚，一个都没有。总是说服教育，耐心等待。而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大农民的实践取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效益，使包产到户在多种责任制形式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遥遥领先，推动着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席卷全国。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4）
1981年2月，3位新华社记者和特约记者，奉万里之命到豫、鲁、皖边3个专区的11个县去调查考察，他们深深感到广大农村正在进入一个似乎可以感觉到、可以触摸到的历史性转折，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活力越大，变化越快。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个包产到户统统冲光！长期靠国家粮款过日子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举跃入对国家贡献大的先进行列。这不是一个公社、几个公社而是整个县、整个地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1980年收成较好，但丰收主要不是靠天。农民们说，这样的年成过去不止有过一次，为什么都没有去年收得多呢？可见主要是靠人。“人积极，天帮忙，政策带来丰收粮”，这是公正的评价。
这次考察中最突出的印象是农民手里粮食多了。多年来经常下乡的干部也从没有见过农民家家户户屋里放着这么多粮。许许多多村庄一年巨变，两年翻身。农民还来不及盖新房子；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以后，还留下几千斤、上万斤粮食没处存放，都堆在住人的草屋里，到处堆满了粮食囤，连睡铺也不得不见缝插针，挤在夹缝里。他们笑着说：“现在可好，睡觉不知道天亮。”粮食多了，收入高了，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包产到户比较早的地区，大多是猪羊满圈，鸡鸭成群。好多地方不约而同地反映：“包产到户，集没有少赶，戏没有少看，活没有少干，粮没有少见。”集体经济办得比较好的先进社、队，各县一般只占15％…20％，社员们一方面看到本队单产高，家底厚，认为还是集体好，不敢也不愿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看到包产到户有实惠，有自由，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又觉得羡慕，心里痒痒。至于中间状态的社、队，社员无不跃跃欲试。实际物质利益比任何行政手段、行政办法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见到这次考察发回的5篇内部参考稿件，感到十分振奋，当即让新华社将其中3篇作为通稿发给全国各报刊登，扩大宣传。他还让中央办公厅同作协、文联商量，请文章作者去作报告。他说，农村中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当赶快让作家们知道，鼓励作家们去观察、去感受，写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四、一号文件农民普遍行动起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不少地方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仍然思想不通，先是“顶牛”，继续抵制；后又“放羊”，撒手不管。于是有的把牛累死了，有的把拖拉机卖了，有的连生产队的公房也拆成砖分了。这本来是领导问题、工作问题，却被当做攻击包产到户的借口。*提出，看来今年还得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也是万里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真是想到一起去了。1980年的第一书记座谈会是万里恳请*召开的，198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却是*主动提出来的了。
当年12月间，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但是，这可不是简单的事，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到中央红头文件上去的。为了慎重，没有赶时间。文件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了。
第一个一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简单地说，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了。
第一个一号文件作为一号文件带有偶然性，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一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这真是万里求之不得的事情，“地方粮票”终于变成“全国粮票”了。
连续5个一号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央领导和亿万农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心连心的，5个一号文件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1982年是包产到户向全国总进军的一年。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第一个一号文件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