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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是４月９日，大庆会战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安达火车站旁的俄罗斯人建的那栋别致的两层楼铁路俱乐部召开。会前党组已经研究决定，号召会战全体人员掀起学习毛泽东“两论”
的热潮。
入夜，安达财政局的小楼里彻夜通明。余秋里把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惠和秘书王倍恩叫到自己身边，他们正一字一句地起草学习“两论”决定。
“两论”对几万石油会战大军而言，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为此写下一部感人至深的史书。这是因为，“两论”让困守在冰天雪地荒原的共和国建设将士们获得了一种信念和实现信念的指路明灯。
《部长与国家》第五章（19）
今天的大庆人曾不止一次如此自豪地告诉我：４０多年来，大庆油田共相继有２７个油（气）田总计１８８５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投入开发，建成年产原油５６００万吨的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累计生产的原油占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近一半。特别是自１９７６年起至２００１年，连续实现了２５年产石油在５０００万吨的水平，创造了世界陆相非均质、多油层砂油田注水开发的最好水平。如此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靠的是什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油田历届领导带领广大职工，以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导，针对非均质、多油层砂岩油田的地质特征和开发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科技创新，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油田实际的科学对策。”大庆人如此说。
文行此处，笔者想起了余秋里老秘书给我讲过的一则故事：１９６３年底，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大庆会战情况时说道，大庆石油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毛泽东听后有些惊异地问：
“是那‘两论’啊？”余答：“就是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笑了：“我那两本小书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作用大着呢！”余秋里说。
将军部长的感慨绝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他是从那场史无前例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建设战役中涅新生后的有感而发。
难道不是？
有一个会议对那么多参加过大庆会战的人记忆特别深刻。这就是余秋里亲自主持的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所谓五级三结合是参加的人员由小队、中队、大队、指挥部和会战指挥部这五级的干部、技术员和工人参加的会议。这是余秋里抓油田开发或者说抓经济工作的一大发明……他总喜欢发动群众……这个群众是多层面的、多层次的各类人员参加的“诸葛亮会”。“五级三结合会”后来在大庆油田建设乃至全国的石油开发工作中成为一种制度而被固定下来，直至今天仍被教科书般的延用下来。
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三天时间，于４月９日至１１日在安达火车站附近的那栋俄罗斯建筑的铁路俱乐部里举行。开始１８０多人，后来扩大到５００来人。
那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诸葛亮会”。按照余秋里的要求，会场不设主席台，中间只放几张桌子，桌子不是为了领导而摆，而是为了摆放图纸所用和发言者能以图说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围着桌子而坐，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能说废话，但寻寻开心，活跃活跃气氛可以。这是余秋里的作风。
会场很不规范，这与参加会的人员有关，大到部长，小到以前连局长都没见过的普通工人代表。但进了会场，人们发现所有的人都一样：会抽烟的可以随便抽，想喝水的随便倒。可以跟部长握握手，聊上几句闲话也没关系。胆大的偷偷从余秋里那儿要支“大中华”叼在自己嘴上。胆小的开三天会却没敢让部长们在自己的小本本上签个名。
“那时候*气氛真好。别看余部长脾气大，说话嗓门特大，但他对油田开发技术方面的问题又细到针尖尖的事都一点也不放过，就连康世恩、翁文波这样的大专家也被他追问得一愣一愣的。他对我们一线的技术人员意见又特别重视，他觉得在像大庆油田这样谁也没有经历过的大油田开发，来自实践和第一线的意见和经验是最宝贵和重要的，因此他格外尊重和注意倾听我们下面人说的话。如果我们说的十句话中有一句话他认为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会盯着你不断追问，直到问得你水落石出方肯罢休。我们看部长这么尊重和*，也就放开了胆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一言我一语的，三个臭皮匠就凑出了个诸葛亮。”一位当年参加安达技术座谈会的当事者这番感慨万千的话仿佛让我想亲历了那个载入史册的“石油遵义会议”
《部长与国家》第五章（20）
“会战的战幕已经拉开，每一项工作都不能马虎……”余秋里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以其灼烈的光和热，感染和影响着所有与他并肩战斗的将士们跟他一样腾起团团火焰。“总之，我们每个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有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敢于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的气概！”
瞧，那只空袖又开始“嗖嗖”生风，随之飓风雷闪，惊天动地。这是那些跟随余秋里南征北战的将士们最受感染、最受鼓舞、也最容易激情澎湃的时刻！那一刻，独臂将军的一声令下，他们便会义无反顾，赴汤滔火，在所不辞。
安达会议的最后时刻，余秋里挥动着有力的右臂，一边走一边高声鼓动着。突然，他收住脚步，一转口吻，目光炯炯地向会场的四周扫射……“王进喜来了没有？”
蹲在边角一张凳子上的一位瘦弱黝黑、嘴唇干裂、胡子老长的中年男子嗡声嗡气地移动着身子，一副憨傻的样儿站了起来：“来了，余部长。”
“哎，真是王进喜哪！”会场上那些认识王进喜的人叫了起来。
余秋里笑眯眯地绕过脚跟前的几排人，走到王进喜的跟前，然后转向会场：“这就是王进喜，大会战中的第一个英雄，我们的王铁人！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叫王铁人吗？他来到这里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钻机没到时他带领队友上火车站干义务工。等钻机一到，没有吊车拖拉机，他领着队友人拉肩扛，硬是把钻机抬了上去，立了起来。为了工作，他连续五天五夜没离开井场，把自己买的摩托车用来跑配件，这是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房东大娘因此叫他铁人！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称号。会战指挥部号召参战的全体职工都要向铁人王进喜学习！”
“向王铁人学习……！”突然，余秋里挥起那只握紧的右拳，振臂高呼。
“向王铁人学习……！”会场顿时一片口号声。
余秋里哈哈大笑，他所期望的目的达到了：被激动和感染的几个领导上前抬起王进喜，嘴里吆喝着口号，绕会场整整走了一周。本是严肃而紧张的技术座谈会最后结束时，竟然是众志成城、气氛活跃、斗志昂扬的热烈景象。
这就是余秋里。他是将军，他的指挥艺术里有个显著的特色是：每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之中，他总是要培养一个甚至一批“跟我上”的冲锋陷阵先锋。他一生坚持认为，一个民族要有民气，一支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而要树立这三气，一要靠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往前冲的精神，二要靠有个好典型来带动大家。大庆会战中，余秋里一方面自己身先士卒，与会战干部职工们同在一线战斗；另一方面他抓住了王进喜等这样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了国家扔掉贫油帽子的先进分子和先进团队的榜样，从而使整个会战的千军万马，始终处在高昂的战斗情绪之中。
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９日这一天，会战大军的战斗情绪达到了高潮。由各路人马参加的“万人誓师大会”在萨尔图的那片荒芜而辽阔的草原上隆重召开。
原定是“五一”召开的誓师大会，康世恩在三探区检查工作时，见探区指挥宋振明他们已经提前把会场准备好了，于是请示余秋里是等“五一”开还是提前开。
“别等呀！开会本来就不是为了形式，同志们既然想早一天投入会战，那就开吧！”余秋里说。
《部长与国家》第五章（21）
通知下去，相距几百里的会战队伍的代表们，举着红旗、擂着战鼓，从四面八方向萨尔图会场处集结。那一幕，大庆人始终念念不忘：什么叫人如潮、什么叫歌震天，什么叫威风凛凛，什么叫盛况空前，这一天他们都看到了看，穿红棉袄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