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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树大招风”，张葱玉的日子过得热火了，也曾招来了绑票，好在没被绑去。那天他们夫妇正在延平路老丈人家吃饭，家中的男佣人阿福匆匆赶来送信，说是家里来过不认识的人，还留下一封信。张葱玉边吃饭边拆信，想不到信中掉下一颗子弹，全家人吓了一跳，只见那信上写着：“……到府上请驾不遇，他日再访。”张葱玉知道大事不妙，那时上海市面上很乱，常有绑匪大白天闯入民宅。为防不测，老丈人当机立断，叫他们不要回家了，暂时避到旅馆里去，于是用自备车把他们夫妇送到了外滩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而葱玉的母亲和妹妹张微（邢定因没有女孩子，把妹妹的女孩过继过来）也不敢在家里住，住进了静安寺附近的钧园饭店。直到数周后，托人给万航渡路上的“76号”送了好几幅珍贵的名画，请他们出面干涉（其实明明知道，很可能就是“76号”的特务干的），才算把事情平息。
郑振铎冒着政治风险保护张葱玉
郑振铎的出现，是张葱玉一生中有关键意义的大事。据顾湄女士回忆说，张葱玉与郑振铎起码在1938年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们婚后不久，常见郑先生一大早就来到家里楼下的客厅，先独自翻看报纸，喝点茶，等待张葱玉下楼来。郑振铎那时是好几所大学里的教授，教中国文学史，但他学识广博，对中国古代艺术也充满了兴趣，有机会就来向张葱玉请教，有时带一些古书和字画请张葱玉过目。张的日记中几处提到：“郑振铎来，带来画卷、古董……”
抗战初的几年中，为了抢救沦陷区的古籍善本，郑振铎受重庆国民政府和###的委托，与徐森玉、张寿镛等一起在上海组成“文献保护同志会”，以租界为屏障，与前来搜刮的美国人、日本人展开角逐。这时张葱玉帮了他大忙，介绍了一些藏家，他自己的一批珍本也在当时经郑振铎卖给了中央图书馆，同时动员他的大伯张芹伯，最终将上千部善本（即“芹圃善本藏书”）售给了中央图书馆。8
他自己出让给中央图书馆的珍贵藏书有：宋版《春秋注疏》十行本30册、宋版《孟子注疏》十行本14册、宋版《毛诗正义》十行本24册、宋刊明补本《仪礼》16册、元刊本《礼书》32册、影钞唐卷子本《左传》30册、影钞唐卷子本《周易尚书》7册、元刊本《过于补音》3册、宋刊本《仪礼集说》10册、元刊本《左氏春秋》30册、元刊本《广韵》5册、宋茶磨司刊本、元明修《新五代史》20册等等，至于明刊清刻，更是洋洋大观，总共261种，计1611册。9除此之外，还有从明代到抗战为止的历代历书200多部。这个藏书目录即便拿到现在，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在这前后，张葱玉的钱袋有时还能为郑振铎经济上活络活络。郑先生联系的社会面非常广，有时需要接济一下什么人，就请张葱玉帮忙，张葱玉总是“OK”，没有话说的。每逢这个时候，他只是淡淡地对妻子说：“他那头有人来，要用钱 。”或者说：“他要接济一个人，这个人很重要。”至于接济什么人，并不详说，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人，但他相信郑振铎。至于后来钱有没有还来，恐怕也是一笔糊涂账，张葱玉夫妇并不认真当回事。
对于数额较大的款项，张葱玉还是记了一笔，如他在194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就记着：“金华来替郑振铎借款三千元。”金华叫杨金华，是一家旧书店的员工，与郑振铎是很好的朋友。那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日本人进入了租界，郑振铎等在沦陷区抢救珍贵典籍的工作一下子陷入停顿，他们这些为重庆方面工作的人员即刻面临极大的危险，必须转入地下，这就是郑振铎在日记中讲的“蛰居”时代。这个时候他与重庆失去了联系，正在困难时期，急需用钱是很自然的，张葱玉二话没说，马上办理。但三千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因为那时一担米也只值10元钱。一个六口之家，再加上佣人，每天吃鱼吃肉，一天的菜金也只需两元钱。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7）
后来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47年，郑振铎也为张葱玉做了一件大好事，即把张的70幅唐宋以来的名画影印成册，这使后人明白了，张葱玉起码收藏过这么多好东西，因为他自己除了藏书，没有留下任何藏品目录。
到了解放初，张葱玉已经濒临经济破产了。因为种种因素，他任董事长的东南信托公司早就易主了，其他事业经营得也都不理想，手里的字画越来越少了，也不是他的至精之品，而他是一家之长，一家六口人（包括他的母亲邢定）总要吃饭呀！
俗话说“旁观者清”。张葱玉身边那多如牛毛的朋友，在郑振铎看来，有的是朋友，有的根本不是朋友，只会带来麻烦。他在上海呆的时间越久就必定越没钱，因为找他吃酒打牌的朋友太多了，久之必然要毁了这个人才。郑振铎是真朋友、好朋友，他在关键时刻要帮朋友一把。恰好此时国家要筹备开放故宫博物院，还要建设国家历史博物馆，他就毅然把张葱玉调到了北京，当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充分发挥他的特长，让他专心致志地为国家服务，跟那些酒肉朋友永远告别。
自然，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这对于在上海的租界里生活惯了的小开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最初他先一个人去工作，一年后全家才搬去。尤其难能的是，他的老母亲邢定女士也跟他一起搬到了北京。 全家从上海的花园洋房一下子住到了北京的胡同里，煤气灶变成了煤球炉子，抽水马桶变成了院子里的“蹲坑”，一切都很不方便，加上气候干燥，冬天寒冷，他那本来就单薄的身板就常生病。但是张葱玉的精神生活一下子充实了很多，他觉得把自己的经验和本领贡献给国家，这比什么都重要。何况那时的首要工作是要恢复、充实故宫绘画馆，意义重大，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故宫里原先的古代珍贵字画一部分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了东北，还有一大批被国民党政府带去了台湾，到解放时，故宫绘画馆已经是个空壳子了，眼前急需从民间充实藏品，以便对公众展出，这个征集工作中就有很重要的鉴定任务。张葱玉干这行真是得心应手，因为他一生都泡在字画中，20岁时就已经进出故宫参与鉴定工作了。过眼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中国最重要的书画藏品，很多他都亲眼看过。
他的夫人顾湄女士至今还记得一件事。1940年代初有一次他们夫妇到了北京，当天晚上朋友请客看戏，他们坐定后就听见后排有两个老人在聊天。其中一个人说：“听说上海的张葱玉来北京了。”另一个则说：“这位张先生对古画如此精通，肯定五十岁出头了。”坐在前面的张氏夫妇心中不免好笑，他们哪里知道，张葱玉就在他们眼前，是个只有二十来岁的青年呀！当时张葱玉所达到的鉴定水平，连张大千和谭静都是防着他的，他们造的假画就怕张葱玉给看出来。谭静还雇佣了汤临泽为他临摹古画，一旦张葱玉找不到汤临泽的时候，谭静就推说回乡下去了，可是张葱玉知道这里的奥妙。
20世纪50年代，是个政治运动不断兴起的年代。乡间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对那些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名下还有些土地的国家干部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坎”，弄不好就被揪回乡下批斗去了。张葱玉就面临了这样的危险，因为大家族分家的时候，肯定也分给他一部分土地的，尽管他自己并不去掌管，从来没有去收过租，都是他的账房先生许先生去操办的。他在金钱上向来马马虎虎，不认真过问，家里的漏洞就不会少了。他家的司机就曾偷盗他的图章拿到外面去卖，他也没有发现，后来被一个朋友在市场上发现了，张才去追回的。所以南浔乡下究竟有他多少地，对他来说始终是笔糊涂账。
可是到了乡下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老百姓就来跟你算清楚了，说是张葱玉名下有一千多亩地，是个大地主，应当揪回乡下，接受批斗！南浔真的有人跑到北京去要人！
这件事引起郑振铎先生的高度重视，他明白，张葱玉只要一回到乡下就不要想回来了，各地的政治运动都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