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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的白俄女教授继续学钢琴演奏，是上海滩有名的才女。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6）
说到她的音乐才能，他的弟弟张乃昌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在暑期，我母亲和几个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会到山上（张静江在莫干山上的别墅）来跟我住在一起。母亲有一架手摇的留声机，我们在晚上播放舞曲。我的三姐苏姗（张芸英）教给我许多舞步。她教给我华尔兹的滑步、狐步舞，我也学会了探戈、查尔斯顿舞等。那时我只有七岁，在这个年龄学会跳舞可以发展出自然的节奏感。有了这样的基础，稍后在高中，我选修了跳舞课，学到了更多。有一次，我的指导老师对别人介绍我说：‘他拥有自然的、惬意的、放松的舞姿，舞蹈使他变得优雅高贵。’他希望我成为领舞，但是我太矮了，不能和同年龄的高个子的美国女孩搭档。这是我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我终究没能当上领舞。但是指导老师的鼓励使我更加喜爱舞蹈。在整个高中阶段，我的舞蹈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在高中的岁月真是风光无限。”
可惜，让张芸英爆得大名的首先不是她的钢琴，而是她的恋爱史。
她是在1924年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认识了留美成才的陈寿荫的。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他们都是爱好艺术的青年，见识多广，风华正茂，在一起自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两个月的富有诗意的海上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了浪漫色彩，也就更符合芸英的艺术理想。
可是老太爷张静江不同意这门婚事。老太爷一向开明，主张自由、民主、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也许是他的门户观念在作怪，也许他认为文艺圈的人士不甚可靠，或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他都不答应。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被蒋介石请去坐镇大本营），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老爸，竟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为“紧张”。宋子文身为国舅，又出掌民国财政，张静江还看不中他呢，遑论他人！
可能当时的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国舅有些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在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一枚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下不了台，一时传为大笑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在张芸英要乘船回上海时，竟下令不许开船。可是他不懂得，他越是这样就越是惹小姐讨厌了。
宋子文哪里知道，张家小姐个个都是貌似柔弱，实乃刚强的新派女子，一心要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你那国舅的身份算什么？在她们眼里根本还排不上号呢！张老太爷那“无政府主义”的细胞，其实早已无形中“遗传”给了小姐们，于是芸英决意“造反”。本来张家小姐目标就大，人们对于名流的情事更着意关注，宋子文追慕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了，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其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中国的第一代导演，但女儿喜欢，他毫无办法，还“乖乖地”掏出了一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回国后曾随名导演从业，先后任职雷摩斯公司、大中华公司、新华公司、新人公司，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成为中国第一代导演，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电影各个环节上的质量要求都很高，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6这样自然招来合伙者的非议。日子久了，他在伙伴们中就不很受欢迎，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后来他和芸英到了杭州，到他老丈人当省长的地方任职，在杭州电厂当营业科科长。抗战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时，国民政府撤退，他当代理经理。日本人把电厂占领了，他们就只好回到上海，住在衡山路上著名的华盛顿公寓（现在叫西湖公寓）3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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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7）
这对艺术夫妻有两个儿子，陈平和陈鹏，都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喜欢音乐和美术。其中陈平后来成了音乐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副总编；陈鹏是工艺美术家和美术教师，长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工艺美术设计师。他是该厂主要的汽车外形和内部设施的设计人员，设计过上百种型号的汽车，大多都是特种型号和用途的汽车，有军用汽车、首长用车，也有各类工业和矿山用车。有的汽车既能在平地上行驶，也能在地铁的轨道上行驶。1960年代国内满街跑的212型吉普车的外形，就是出于他的设计。
1940年代中期，他家小日子原本过得还挺安稳，谁知抗战胜利以后竟出现了裂痕，主要是陈寿荫与一位电影女明星过度交往引出了矛盾。张三小姐认为夫妻生活理应以爱情为基础，如果爱已转移，那么这场婚姻的意义也就走到头了，于是宣布离婚。这是1946年的事情，当时张三小姐的精神极度忧伤，她没有料到当初的山盟海誓，竟会如此脆弱！
第二年，她的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陈平非常忧虑母亲的精神状况，担心如果母亲继续留在上海这个地方会得精神病，于是提议全家北上，到北京生活去。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其实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的，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决定北上读清华。
离开了丈夫，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在单位里分到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后来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担任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她的不少学生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教授。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她都热心给予指导。
尽管平时工作很忙，但是下了班或是周末，她只要一逮住空闲，就一定要泡在音乐里。她的儿子说她只要往钢琴边一坐，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抛到脑后了，简直就是“宠辱皆忘”。她在弹琴的时候，就像欢快的小鸟，眼睛也格外明亮，所以弹出的乐符永远是流畅、动听的。
但是张芸英毕竟是张家小姐，跟她的大姐一样，海外细胞要多于中国细胞，对许多社会上的事情经常是看不懂的。
到北京之初，她家没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篮子上市场买菜。有一次她买了一块肉，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她就问买肉的：“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那买肉的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因为猪身上的确是长骨头的呀！但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其实她没弄明白，在国外和上海的市场上，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