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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更悲观的社会阐释家，如R·海尔布伦勒、R·尼斯比特，以及L·S·斯塔夫里诺斯，都认为西方文明以及基本上整个人类，直接面临着没落的危险。从他们的逻辑很容易走向后意识形态社会（post—ideological
societies）的幻想，这种社会的成员将安然退入自我耽迷。G·斯坦特在《黄金时代的来临》中写道：
权力意志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其强度的分布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分布的一端将是这样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工作保证了完善的技术，用以维持一般人的高标准生活。分布的中段是另一种类型，其中大部分没有工作，对他们来说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别仍然具有意义……他们对生活的兴趣没有丧失，从感官的快乐中寻求满足。在分布的另一端是不适于雇用的人群，对于他们，至少就与他们的生理存在相应的范围来说，现实和幻想的界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潜伏在第一个困境中的危险，就是各种超验目的的急剧消失，社会依照这些目的可以组织起自己的力量。这些目的，这些相当于战争精神的真实的道德成分，已经衰退，如同海市蜃楼，在我们走近的时候却一个个破灭。要想从更真实的人类定义出发去寻求新的伦理学，就应该进行必要的内省，分析精神的机制，追溯它的进化历史。但我预先指出，这样的努力将暴露出第二个困境，我们必须在人类生物天性的固有伦理前提之中作出选择。
我把具体的证明留给下一章，而先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描述第二困境的本质：大脑中存在着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伦理前提，人类道德就从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样进化而来。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科学就可以迅速进入阵地，去考察上述根源以及各种人类价值的意义；所有的伦理主张和大多数政治活动正是来自其中。
哲学家们普遍缺乏进化论的眼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检查伦理系统的信条，但只针对结果而不追溯原因。J·罗尔斯在他有影响的《正义论》（1971）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不容置辩的命题：“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平等的公民自由是天经地义的，由公正所保证的权利绝不从属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算计”。R·诺西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中一开始就提出同样坚定的观点：“个体拥有权利；在某些事情上，任何他人或任何团体都不能进入个体的天地（除非冒犯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深远和强烈，他们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政权及其官员们究竟可能做些什么。”就内容而言，这两个前提多少有些不同。但它们导致了极端不同的实施办法。罗尔斯希望用严格的社会控制来保证稳定，尽可能达到社会报酬的平等分配。诺西克眼中的理想社会则是由尽可能小的政权统治的，这个政权的权力只是使公民免遭暴力和欺骗，但却不排除各种可能的不平等分配。罗尔斯拒绝能人统治；诺西克则乐于接受，除非地方团体自愿进行平均主义的实验。跟常人一样，哲学家按照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的情感对各种选择的反应，就好象在求教于隐秘的神谕。
那隐秘的神谕存在于大胸深处的情感中枢，很可能就在边缘系统之中。这是神经元和激素分泌细胞的一个复杂结构，刚好位于大脑皮质的“思考”中枢之下，以此为基础，人类情感反应和更一般的伦理行为通过无数代自然选择牢牢地确定下来。科学所受到的挑战，是去测量由此造成的各种限制的牢固程度，找到它们在大脑中的根源，通过精神进化史的重建揭示这些限制的意义，这一方面的工作将是文化进化研究的逻辑补充。
如果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们就将进入第二个困境，那就是：前述潜意识压抑力和道德动机中哪些是我们应该服从的？哪些宜于加以削弱或升华？这些原则方向正是人性的核心。是它们，而不是关于精神至上的信念，使我们与电子计算机相区别，在这种重要的生物学意义上，有一天我们将被迫表明，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存在中保留多少人性，因为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遗传给我们的种种情感方向之间作出选择。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从以生物学性质为基础的自发控制，转移到以生物学知识为基础的精确定向。
由于人类天性的方向必须通过各种知识的复杂组合加以考察，它们因此具有欺骗性，总是使哲学家们陷入泥淖。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把人性研究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统一起来，我不能想象任何意识形态的或形式主义的捷径。神经生物学不可能在宗师门下学到，遗传进化的结果也不是立法机构所能确定的。最后，即使只考虑正常存在的需要，我们也绝不能单靠聪明和善于思辨的人去处理伦理哲学问题，尽管人类的进步能够通过直觉和意志的力量而取得，但唯有关于我们生物本质的难得的经验知识，才会使我们能在相互冲突的进步标准之间作出最佳选择。
在这样的分析中，首要的发展将是生物学与各种社会科学的结合。这些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等。最近以来，两种文化才完全进入对方的视野，其结果不外是互相厌恶、误解、过分的热情、局部的冲突和协议等等杂然并陈的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物学在今天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对手学科（antidiscipline）而存在的。通过“对手学科”这个词，我希望对一种特殊的对手关系作出强调，这种对手关系常常存在于研究相邻组织层次的领域首次开始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例如，对于化学来说，有多体物理学作为它的对手学科。对于分子生物学，有化学作为对手学科，对于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又作为它的对手学科等等，如此向上发展，每对学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
在一门学科发展史的典型的早期阶段，研究者相信自己的研究是新颖和独特的。他们献身于特殊对象和模式的研究。在探索的早期阶段，他们不相信有关的现象能够还原为简单的规律。对手学科的成员则有不同的态度。选择较低组织层次的研究作为基础研究——例如原于层次的研究之于分子层次的研究——的对手学科成员相信，较高组织层次的学科能够用他们自己学科的规律重新表述，例如用物理学规律表述化学，用化学规律表达生物学，等等。他们的兴趣相对显得狭窄、抽象，并有为我所用的倾向。例如狄拉克会认为，氢原子理论可以展开为纯粹的化学。少数生物学家仍然满足于这样的信念：生命“不过是”原子和分子的运动而已。
每一科学学科同时又表现为对手学科，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对立的可能性首先是存在的，因为两个相邻组织层次（例如原子和分子）的研究者，当着手研究较高组织层次（在这里是分子）的问题时，最初是以自己的方法和思想为出发点的。根据今天的标准，博学的科学家应该同时活跃于三个领域：他们自己的学科（例如化学）、较低的对手学科（物理），以及较高的学科领域（生物化学）——正是对于这一学科，他们自己的学科表现为对手学科。再举一个层次更为分明的例子，一个出色的神经系统专家，必须对单神经细胞结构有充分的了解，同时也要了解细胞之间传递和流通的各种冲动的化学基础，还希望能解释这些细胞怎样协作产生基本的行为模式。每一个成功的科学家都根据各自的特点，以自己的学科为中心有效地处理这样三个现象层次。
相邻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初是紧张的和创造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作用将完全互补。让我们来看看分子生物学的起源。十九世纪后期，细胞的显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