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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国演义》描述，周瑜设下美人计，让孙权假将妹妹嫁给刘备，未曾想被诸葛亮看破，并将计就计，最终让东吴“赔了夫人有折兵。”这便是“诸葛亮二气周公瑾”。当然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既然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不妨假定其为真实）。作者想要表述的是，这“二气周公瑾”是周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又何尝不是诸葛亮主动与同盟交恶呢？既然你已经识破对方计谋，不去娶亲便也罢了，何苦要杀对方兵士，气人家主帅呢？要知道，吴蜀合力，才是抗曹大计！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此时已经想置对方于死地了。
后来，诸葛亮“三气周公瑾”，便把周瑜给气死了。有人说，不对，诸葛亮并不是有意要气死周瑜的，他前去给周瑜吊丧就是最好的说明。周瑜之死是因为他自己度量太小，才导致金疮崩裂的，
我们说诸葛亮这个人不仅狡猾，而且虚伪，读者都被他在吊丧时声泪俱下，悲痛万分的样子给迷惑了。连鲁肃都暗自思量：“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而。”其实早在周瑜扬言要助刘备攻打西川的时候，诸葛亮就大笑说：“周瑜死日近矣！”因为诸葛亮已经想好了气死周瑜的妙招。后来周瑜中计，诸葛亮夜观天文，又一次大笑：“周瑜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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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友反目：诚信缺失的代价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我们看不到一点有关周瑜陷害诸葛亮的文字，也找不到关于诸葛亮“三气周瑜”的只言片语。但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接受了“三气周瑜”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的内容是为“信用欺诈”而叫好的。
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刘备、诸葛亮的确有一些诚信问题，只不过远没有像《三国演义》描述的那样过份。但恰恰就是那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诚信问题，导致了东吴的疯狂报复。
那是在刘备大军占领益州后，孙权希望刘备能转让荆州给东吴。刘备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孙权认为这只不过是刘备的托辞而已，于是不断派兵进攻刘备的属地，给刘备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刘备的诚信缺失被放大了很多倍，而且是被当作一种智谋来进行宣扬的。
在罗贯中的笔下，刘备大军夺得西川后，诸葛亮也没把“若图得西川，那时便还”的承诺放在心上。不过东吴自然还在惦记着这件事。张昭献计，让孙权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去索要荆州，并声称：倘若不还，就杀了诸葛瑾全家。
面对东吴的动作，诸葛亮、刘备、关羽联合上演了一出戏，先是刘备假意答应分荆州一半还之：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与东吴。然后，诸葛瑾到荆州索要三郡时，却被关羽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拒绝了。诸葛瑾在回西川找自己的亲兄弟时，诸葛亮早就躲出去了。诸葛瑾再次找到刘备，刘备却说：“吾弟性急，极难与言。你可先暂回，容吾取了东川、汉中诸郡，调云长往守之，那时方得交付荆州。”
《三国演义》以赞许的口吻描述了诸葛亮、刘备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诺言的经过，使得东吴终于认清了对方所谓的合作诚意，于是暂缓攻击曹操，转而制定报复刘备、诸葛亮的计划，连鲁肃这样的忠厚人，也成了坚定的报复刘备、诸葛亮的一份子。
诸葛亮信用缺失造成了一连串后果：东吴图谋报复——关羽败走麦城且被杀身亡——刘备兴兵报仇——张飞被部将所杀，刘备更加失去理智——陆逊火烧连营，刘备白帝托孤。
费尽一切心机，赖着不想归还荆州。结果荆州还是被东吴夺回去了，而且还伴随着如此悲惨的牺牲和损失。由此可见，诸葛亮的“信用欺诈”是很不划算的。假如他早点让刘备归还了荆州，也不至于弄得个关、张惨死，刘备托孤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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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吗
有人说，诸葛亮之所以失信于周瑜，是为了维护对刘备的忠义。再者说，儒家讲“仁义礼智信”，“信”也是排最后一位的，远没有“忠义”那么重要，就连那个“智”，也排在“信”的前面。
也许正是因为诚信被排在智谋之后，才使得中国人屡屡将诚信抛在一边，而去尝试计谋和背叛。
从现代管理学理论出发，诚信应该是管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团体若缺乏了诚信，就必然会遭到其它团体的攻击。当年刘备受诸葛亮之计策而背信于孙权，导致了孙权的疯狂报复，也正是因为诸葛亮小看了诚信的重要性。
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各带一支农民起义军，他们在对方落难的时候还能相互救助，可一旦实力膨胀，便开始背弃盟约，互相搞磨擦。最后大家分道扬镳，一个在北京搞大顺政权，一个在成都搞大西政权。最后被清兵各个击破，分头消灭。
清代义和团闹事，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慈禧太后一看这些“拳匪”有利用的价值，于是暗中支持他们到京城闹事，专找洋人的麻烦。洋人大怒，认为慈禧政权失信于他国，于是组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西太后知道清军招架不住，只好逃离京城，并开始向洋人求和，许诺巨额赔款，而且还凶残剿灭义和团，以平息洋人的怒气。慈禧先失信于洋人，再失信于民众。一个缺乏诚信的政府将其丑恶嘴脸暴露给了国人和世界，不仅导致人民对清政府怨恨的持续增加，也使得列强欲亡我中华的野心越来越大了。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似乎很不会解决诚信的问题。即使连孙中山这样的伟人，也曾经有过诚信方面的污点。
据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考证，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自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这时那些逃往海外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谁知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却与日本侵略者暗中交往，甘心以“二十一条”要求出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
唐德刚在书中写到：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140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70余万元）。
后人为孙中山辩护，认为上述资料是否真实，值得怀疑。再者说，孙中山表面与日本示好，内心却怀着复兴民族的远大志向，这是一种驱除鞑虏的变通手法。总之，为国为民，“小过可以出入也”。
然而，孙中山的变通式爱国却也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比如让日本人体验到了中国人的不团结，也让日后很多国民党将领的“曲线救国”有了借口。
孙中山的继任者蒋介石，完全是一个诚信缺失的政客。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国共合作。两次合作均因蒋介石的背弃诚信而遭破坏。北伐胜利前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先进群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军队进行挑衅，甚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但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并没有得到最后的胜利，而是被解放军赶到了台湾岛。
当代中国的信用环境（1）
“三国”是一个只讲计谋，不讲信用的时代。我们从《三国演义》中学不到有关信用方面的智慧，崇尚“三国”的奇巧淫技，必然对中国的“信用”建设有着巨大的负面作用。
拿电子商务来说，目前使用因特网支付方式的美国成年人已经达到40％，可中国电子商务以信用证方式付款的结算体系却无法建立。中国消费者不敢相信在网上卖货的人，他们只愿意接受货到付款的方式。商家只好委托送货人去收钱，当然送货人白跑的次数也很多，因为消费者经常会不认账，商家也只好自认倒霉。
由于缺乏信用机制，中国网络精英们所设计的多种业务模式都陷入了困境，无奈之下，他们终于想出了“短信代收费”的招数。由于内容商要和电信运营商分成，短信消费者的成本自然要高出信用证消费。仔细算来，由于中国人信用的集体缺失，使得短信消费者每年都要多花几十亿人民币，这些钱当然都流到了电信运营商的口袋里。
诚信缺失更严重地表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根据《经济观察报》经济观察研究院发布的统计结果表明，2004中国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数无一达到60分的及格线，而排名最后的公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