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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收受金钱贿赂的事实，但在此前安惠君早已因‘性贿赂’的传闻而受到媒体的关注。深圳市检方人士曾透露，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其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多名知情者证实，该分局年轻英俊的一位警员与安惠君关系密切。而他从副科被提拔到正科，再到副处、正处，仅两年时间。此人2004年10月也因涉案被‘双规’。”（《职场危险“性游戏”：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 “速度钱”及其他（3）
在这个案例中，女上司对男下属拥有“合理赐福/利权”，男下属如果顺从其意愿向其提供“性贿赂”，那么就能够迅速升迁，否则升职无望，“有待磨练”。按照正常的情况，一个副科级干部即使比较顺利，升到正处的位置估计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有些人甚至终身无望。可是这个案例中的警员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这说明女上司不仅运用了其“合理赐福/利权”，而且是滥用了这种权力。如果不是滥用这种权力，该警员同样比其他警员可以获得升迁的优先机会，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大概也就不会那么受人非议了。
上述职场危险“性游戏”案例中的“性贿赂”比较特殊，是女性领导向男下属索取性服务，当然这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少见，著名的如秦始皇母亲和嫪毐的关系，武则天和薛怀义的关系等等。不过，就一个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来说，由于权力大多掌握在男人手上，所以索取“性贿赂”也大多是男方向女方索取。当代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可能是影视圈，男导演向女演员索取“性贿赂”的传闻层出不穷，似乎已经是公认的“潜规则”了。其实不仅仅是影视圈，其他领域也大量存在，近年来媒体披露的事就不在少数，不仅发生在社会上，也发生在历来被视为神圣之地的大学校园里面。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在《岁月和性情》一书中就提到这种事：“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
性贿赂的索取方是权力拥有者。权力拥有者之所以能够索取性贿赂，是因为他们手上有权，这种权主要是“合理赐福/利权”，即能够给对方提供方便，增加对方的福利，以此为交换条件来索贿。比如说导演，他有权力用这个演员，也有权力用那个演员，这在他来说属于合理选择权，谁没有被选上都不能说损失了福利，因为出演不出演本来都不是法定福利。但是能不能出演对演员来说却极为重要，因为出演一部影视剧可能带来可观的福利——不仅包括报酬等物质性的“利”，还包括名气、受人追捧等精神性的“福”。因此，导演选择某演员出演主要角色，就等于是赐福/利给演员。在这种利害关系中，演员为了换取出镜权，“献身”艺术就成了一种双方互利双赢的格局。至于其他领域，像周国平先生提到的招生、考试、毕业之类，情况基本上一样，其前提都是索贿方拥有“合理赐福/利权”。
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互利双赢是合作的前提，因此通过赐福/利给他人而增加自身福利的做###越来越普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解释人的自利性时说：“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因此，对双方都有利的“合理赐福/利权”有交易的功能，必然具有更广阔的运用空间，比之“合法伤害权”，会越来越有市场。
一 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晚清学者薛福成说，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他会投四个人的票：汉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和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补编》卷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汲黯和宋璟的名字比较陌生，即使开出一份个人履历表来，大概也没有耐心去了解清楚。因此，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清官，相信绝大部分人会把选票投给包拯或海瑞。
清官，是清廉之官。但怎么样算清廉呢？清廉是个抽象的概念，就人们的感受来说，生活上的贫穷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海瑞死的时候，在都察院（相当于监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仅找到十几两银子，办丧事的费用都得朋友们凑份子，可见他的确是穷，穷得让人肃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陈的御史（相当于纪委的处级干部）。陈御史经常让差役拿着“红票”到市场上去买米，只付市价的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很普遍，并不是陈御史一个人这样干，老百姓对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奉陈御史之命去买米，刚好这个米店的经纪（经理）家里有个见过点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认为这不合理，便拿了“红票”到都察院去告状。海瑞得到状纸勃然大怒，想加倍处罚陈御史，煞煞这种歪风。由于都察院的御史同事们恳切求情，陈御史终于免受处罚。但是海瑞却采取了另一种惩罚方式：先是把拿“红票”买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当差的资格，再把他枷号在陈御史办公的衙门前，以羞辱陈御史。陈御史因此名声不好，他对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时候，陈御史看到海瑞如此清贫，实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见刚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于是说：“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周晖《金陵琐事》卷一）海瑞的“清苦”终于感动了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陈御史，可见就清官来说，没有什么比他自己过着清贫的生活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了。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海瑞为什么穷？按照吴思先生《潜规则》一书的解释，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资制度惹的祸。清官不受外财，守着一份死工资过日子，而工资又低，那就只能穷了，这很好理解。进一步推论，因为穷，收入不够用，只好去贪污受贿，因此低工资制度成了明代官员“当贪官的理由”，这也符合逻辑。但是，这个观点却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9）做为政治明星的高调出场，始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出任浙江淳安县令一职，这时海瑞已经45岁。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买肉事件，历来将它作为海瑞贫穷的依据：“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宪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潜规则？当贪官的理由》）此事见于《明史》记载，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穷得买不起两斤肉呢？
当时买两斤肉需要多少钱？根据海瑞自己的说法，“猪肉二十五斤，价银五钱四分”。也就是说买25斤猪肉需要两银子，一斤为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也就是元，不到10块钱。由于海瑞可能是回民（因为有人认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儿可能是回民），我们假定他买的那两斤肉是牛肉。当时牛肉的售价，是“牛肉二斤，价银四分正”，一斤两，比猪肉还便宜一些，算下来每斤也就是大约元，还不到9元钱。
海瑞会穷到付不起18元钱买2斤牛肉给母亲过生日吗？
明代官员的正式工资很低，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这个标准是明朝建国初期的朱元璋时代确定和执行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朝廷发给官员的俸禄并不是全额的大米，还有折色，“正七品的县太爷每年实际领到手的是12石大米，两银子，360贯钞。（参见万历《明会典》卷三十九）这360贯钞，名义上顶了36石大米（10贯钞折俸1石），但是较起真来，由于钞法不行，货币严重贬值，这笔钱在市场上未必能买到4石大米。这样计算起来，明朝知县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130元人民币。”〔1〕每个月1130元的工资的确不算高，但似乎不至于买不起十来块钱的两斤肉。
一 穷是清官最好的名片（2）
海瑞除了国家发放的工资之外，还有一些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