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汉代的两起经济大案（2）
看看汉代的这两起经济大案，想想现在流行的段子，古今有时候好像毫无距离，虽隔两千年，大家都是一个心思，都是一般肮脏，外面道貌岸然，私底下，一查全完蛋。真幽默。
最后形而上学的拔高一下，怎么这监管机制还是不完善啊，大侠、奸商不闹的话，这些贪官不就都滑过去了！监管机制要加强啊！要加强啊，虽然已经加强快两千年了！呵呵。
西汉长安外贸杀人事件
汉代的外贸生意那也是非常火的，地球人都知道——丝绸之路嘛。
其实不光是丝路，边境上的士兵也是边境贸易的一个主要参与群体，从现在发现的一些汉简上看，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士兵你卖给我丝绸、我卖给谷子的记录，有的士兵还把家里人都拉来做生意，“军市”、“私市”搞的不亦乐乎，类似词汇经常出现在居延汉简中。这些士兵不但买卖丝绸、粮食这些合法的物资，从现在考古发现来看，有的士兵还玩走私，给境外分子们卖铁器，哈哈，这在当时属于政府明令的管制商品啊，典型的“军火范畴”的。现实总是很精彩的。
这种贸易氛围是非常浓厚的，连匈奴人也深深的陶醉在这种贸易的利益之中，匈奴人经商氛围大大增加，按记载，匈奴单于因税务问题，有一次派使者去谴责乌桓，结果“匈奴人民妇女欲贩者皆随往焉”，好嘛，一个外交使团带了一群商贩随行，呵呵，由此就可见这种贸易氛围有多浓厚。
不过贸易往来活跃的同时，一些贸易法规也越来越严密。
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就纷纷制订法律，禁止铁器、农具、牛、羊、马出口，就算这些牲畜出口，也只能卖给外国人公马，母马不准卖！有些法规还是很严厉的。
汉武帝时，匈奴单于进京访问，带了大量的随从，这些随从直接就在长安大街上摆摊做起生意来了，自然很多中国人也就和这些匈奴人做起生意来了，最后主管部门一核查，有五百多中国人都把违禁商品卖给了匈奴人，对这些人按律当斩。在这些人的生死关口，汉武帝手下的名臣汲黯进言：这些老百姓怎么知道在长安买卖个东西，还要遵守外贸法则啊，为了这种条款一次杀掉五百人，太多份了！就靠汲黯的一席话，活命五百啊。
但由此案例也可以看见，汉代外贸的活跃程度以及管制之严厉。
当时汉帝国不光和匈奴、西域外贸往来频繁，和西南诸国也是贸易不断，在玉门关遗址的一个烽火台中曾经发现了带有婆罗谜文字的丝绸残片，这是中印贸易的直接证据啊。和海外生意也是频频，番禺（今广州）、合浦都是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那商人的生意直接做到日南、爪哇、罗马了，《汉书》记载当时汉帝国海上贸易繁荣，和“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干都卢国”、“黄支国”、“已程不国”都有贸易往来，但汉书里记载的这些国家都是现在的什么地，专家们还在争议讨论中呢。
汉代富人的困惑——家在何方？
如果在汉代做富人，你会有一个困惑，那就是家在何方？
西汉的二百来年间，随便翻翻《汉书》就可以看见十来次、在政府指引下的富人集体大搬迁。
刘邦那就不说了，天下平定后，向都城引进点人口是应有之义；
汉惠帝时曾经两次发长安六百里内的人口入长安，两次合计迁徙了三十来万人；
汉武帝时，两次把郡国豪杰以及资产三百万以上的富人都迁徙到了茂陵、云陵；
汉昭帝时，则募民迁徙云陵，这次好一点，是募集，不是强迫迁徙，随后有迁三辅富人到云陵；
汉宣帝时，又迁郡国吏民资产百万以上者到平陵、杜陵；
汉成帝时，又迁郡国豪杰和资产在五百万以上者到昌陵……
土是王土，臣是王臣，王让你迁一迁，没问题吧？呵呵
只可惜这个生意还是要讲究地利、人脉的，过个几十年，全国富人就要来一次半强迫性质的举国大搬迁，虽然都搬到了一起，或许能够发回聚集效应、能建设几个总部基地，但每次搬迁，就意味着原有的营销体系、人脉都要推倒重来了，这在汉代那种人流、信息流条件下，对一个企业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别说那时候，就是搁在现在，你把上海的富豪硬搬到北京来，他那生意也未必能继续做的那样好了。
家在何方？业在何方啊？
。 想看书来
王莽激情引发经济大出轨（1）
儒家：从江湖到庙堂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此之后，儒家登堂拜相的人数越来越多。钱穆大师总结过，汉朝开国时，担任丞相的先后有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灌婴等，几乎都是部队出身；文景之治的时候，也主要是开国军人、或者周亚夫、刘舍这些*做丞相；汉武帝一开始用的丞相也主要来自于公候世家，只有公孙弘是以布衣资格拜相，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公孙弘是真正的“儒家第一相”，从此之后，儒家力量越来越大，汉昭帝、汉宣帝时，只有出身儒家才有资格当丞相。
从军功、到世家，到儒家，在这种人事制度变迁背后，实际上体现着儒家力量的逐渐增强，汉初，儒家不过是黄老大政方针下的百花之一；汉武帝时，已经是国家钦定思想；此后，儒家已经从思想领域，堂而皇之的切进政治领域。
回首孔子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悠悠三四百年啊，儒家学术终于从江湖之远，走到了庙堂之上；完成了从草野向冠冕堂皇的转变。儒家学术地位的这种转变，对中国民族的哲学价值、思想价值，先哲讨论已多，本文不想做太多涉及。
之所以在文首先简单回顾一下儒家的庙堂历程，是因为在西汉后期，儒家学术是如此的兴旺发达，是如此的势不可挡，是如此的纵横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乃至经济领域，在这种任意驰骋的大背景下，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复古主义思潮，终于掀起了一场经济发展史上的大风暴、大悲剧，这场悲剧的第一号男主角就是——王莽。
从政治复古到经济复古
货币主义的当家人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表示：人们普遍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相关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在政治和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
公元9年到23年，王莽创立“大新帝国”，在全社会近乎疯狂的复古主义思潮下，在政治领域复古主义的驱动下，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纲领、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承诺，以王莽为首的一干政客“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开始从政治领域试图逆向驱动经济，终于搞了一次经济大复古，不顾人口质量与数量的现实情况，不顾知识存量，只想在激励机制上做手脚，志向是远大的，但结果是他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很惨。
王莽这孩子成功就成功在能把儒家的那套假道学玩得出神入化，翻翻史书，王莽的文章、诏书中随处可见引用的子曰、诗云，一会《孝经》、一会《春秋》什么的，儒家的东西领悟的很透彻、学习的很到位，也就是靠着儒家学术的支持、烘托、炒作，他才成功取得了禅让的资格，值得强调的是，王莽是尧、舜、禹禅让传说之后，从夏商周、春秋、战国、大秦直到汉朝，两千年时间里，唯一一个完成禅让的杰出人物，堪称是千年一见的神奇现象啊，依托于这种成功路径，所以导致王莽对儒家学术难免有些过度依赖。回首前几代帝王，汉武帝嘴上喊独尊儒术，实际上征伐不断、削刮四海；汉宣帝则思考的是“霸王道杂之”，对政治家来说，“儒家”是面旗，挂出来是必要的，但旗子就是旗子，代替不了实际征战的军队，只有到了王莽这里，才把“旗号”当作了“实体”。
王莽激情引发经济大出轨（2）
拿“钱”逼死你
王莽立国，国号为“新”，想在大新朝混，计算能力不好，那彻底是混不下来的，按王莽搞的那套货币制度，算死你。
从王莽摄政到王莽执政总共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王莽先后共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
在王莽摄政的时候，他就对货币改革充满了兴趣，雄心勃勃，要把货币制度恢复到周朝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