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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峻岭与深谷之间（1）
峻岭与深谷之间
步鑫生的辉煌在这一年已经走到了尽头，1988年1月15日，步鑫生被宣布免职。报道这个消息的正是当年写作《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新华社记者童宝根，不同于1983年和1984年的卖力鼓吹，童宝根这次和同事合写的报道，光标题就可以看出落井下石的味道：《骄傲自满 粗暴专横 讳疾忌医 步鑫生步下台 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衫总厂将招聘经营者》。
尔后，童宝根又与人合写了报道《步鑫生沉浮录》。童宝根在这篇揭秘式的文章中用了大量的贬义词来形容他曾经一手炮制的“改革明星”。他写1984年11月8日，正值海盐衬衫厂的厂庆暨产品订货会，“影剧明星光临，八方名流济济，盛况空前”，但步鑫生却整天沉湎于改革大功告成的庆宴之中，把有多年联系的老客户和慕名而来的新客户丢在了一边。客户们摇头叹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工厂的订单量骤然下降。童宝根更是详细地指证，步鑫生在1985年之后，就在“密室”里办公，要进入到这个密室见他，得过四道门。第二道门装有窥视孔，第三道门是一面大镜子。1984～1985年间的步鑫生，据童宝根的描述，“舒适的头等舱、软席车厢、高级宾馆的套间客房、进口小汽车、丰盛的宴席”已经成了他外出活动的必需条件。但就在1984年的时候，童宝根还为步鑫生出“坐轿车”的风头辩解过。1984年，步鑫生考虑到外地客户转长途汽车到海盐不便，便在上海设了接待站，用轿车把客户从车站、机场、码头接到厂里。人们对步鑫生的议论“真会出风头，县委书记没车子，裁缝师傅坐轿车！”由此而来。这些前后矛盾的说辞都出自童宝根的文章，只是在1984年的时候，童宝根是这样写的：“步鑫生坦然一笑：‘说闲话不负经济责任。他说他的，我干我的。’”童宝根那时是极力地赞扬步鑫生“不怕社会的闲言碎语”。
根据童宝根的描述，步鑫生所领导的海盐衬衫总厂的衰落，“从经济角度看，是由于一系列经营决策的问题造成的：新上的西装生产引进项目未能赶上‘西装热’；错误的预测使大批原材料积压，接连上马的领带，印染项目力不从心，亏损严重”，但导致这一连串失误的重要原因还是出在步鑫生“自以为名气大了，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不过，童宝根倒也指出，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和“某些领导人”的好大喜功也是导致步鑫生犯下这些经营错误的一个原因。步鑫生的西装生产线原计划只有八万套，但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加码下，被增加到了30万套，为的就是“支持步鑫生这位全国闻名的改革人物”。
步鑫生被免职的过程非常蹊跷，1988年他在给《青年参考》的一篇题为《峻岭与深谷之间——兼答青年朋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9个月前，我刚刚向县委、市委立下军令状：给我三年时间，我要使海盐衬衫总厂恢复生机，重新起飞。从那天起我把烟戒了。报上写过：“步鑫生吸烟的数量是一天两包。”一下子戒掉，不为别的，只想寻找一种卧薪尝胆的感觉：厂里情况不好转，我就不再吸烟。1988年1月13日，我同厦门鹭鹤公司草签了一份合同。根据合同，我厂将为该公司生产30万打广告衫间接出口。仅此一项业务就够我厂干一年。原料、制作、印染等关键工序已全部落实，该合同若能兑现，合计税利160万元（我厂全部债务290万元）。那天我刚刚松了一口气。我的副厂长和财务科长也松了一口气。他们说我不妨吸一支烟。
我点上一支烟，那支烟的牌子是美国进口的“万宝路”（这种烟我过去也轻易不吸的）。
两天后的清晨，我突然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中听到了我被免职的消息。我怀疑不是收音机就是耳朵出了毛病。事后我知道都没出毛病。当天上午免职通知下达到我本人。
我不想掩饰我对此毫无心理准备。
但媒体并不都是像童宝根这样落井下石。正如此时的一些议论：
“步鑫生没有你们吹的那么好，也没有你们批的那么坏！”一位工人说。
“有些记者既当接生婆，又做掘墓人！”一位干部说。
“记者太势利，靠不住！”一位厂长说。
有人也对步鑫生被免职的过程提出了质疑。在童宝根的报道中说，是“浙江省有关党政领导部门今天作出决定：免去步鑫生海盐县二轻工业总公司副经理、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党支部副书记的职务”。但是，海盐衬衫总厂只是一个集体性质的企业，步鑫生的级别也不过是个副科级，这个级别的干部要由“浙江省”来任免，劳师动众可见一斑。况且，毕竟步鑫生的经营失误，也有一些原因是“上面”的好大喜功，无论如何，在很多人看来，步鑫生的这次免职，至少是被过分渲染了。
然而再分析海盐衬衫总厂的管理架构，不难发现，这些年步鑫生其实内部也理得很不顺。海盐县二轻工业总公司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到海盐衬衫总厂兼任党支部书记之后，步鑫生和他的关系可以用“同厂二心，貌合神离”来形容。1986年步鑫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期间写下的那首诗（详见本书1986年）亦是为了抒发彼时的抑郁。被免职后的步鑫生曾经谈起过这位党委书记，“他们把我当做眼中钉，采用‘文化大革命’的那套手段整我，把我置于死地。”由此可见，这位党委书记和步鑫生的关系恶化到了什么程度。而以直接上级来兼任下级公司的党委书记，这样的安排即便在当时也属罕见。媒体也为步鑫生鸣不平，“这位党委书记至少没有做好保证监督工作”。
对于这样的“保证监督”，1988年的柳州开关厂厂长范绍沛意见更大，他认为党委起保证作用就够了，保证就含有监督的意思。“再说监督厂长应是上级部门的事，是审计、银行、财税这些社会职能部门的事。党委监督厂长，那么谁来监督党委呢？”
童宝根所描述的步鑫生的“粗暴专横”，即便是曾经反对过步鑫生的海盐衬衫总厂的一位副厂长也并不认同。步鑫生天生就是如此，在1984年以前，正是这样的个性，让步鑫生所领导的海盐衬衫总厂在1981～1984年年间年年盈利，上缴的税利也以50％的速度递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这些媒体，昔日把步鑫生说成有“主见”，现在成了“骄傲”；昔日的“果断”，现在成了“独断”；昔日的“魄力”，现在成了“专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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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峻岭与深谷之间（2）
步鑫生被免职之时，离他承诺三年内将企业扭亏为盈的时间才过去没有几个月。而就在之后不久，海盐县政府却对海盐衬衫总厂作出了“挂债停息，招标承包”的决定，这个厂的欠债也全部由财政部门出钱垫付，所垫的款记账停息，暂时挂起来，待企业有了利润后，归还财政垫付的债款。这个消息让先前被“上级”告知要“救人救厂”的步鑫生感到更为不平。只是，海盐衬衫总厂从此便一蹶不振，步鑫生也没有去“上级”给他安排的海盐县二轻公司报到，而是开始了他长达14年之久在外漂泊的生涯。直到退休，步鑫生都不愿意再回海盐定居，而是选择了住在上海。
这一年的马胜利，正在为他刚成立的“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而奔波。马胜利很是注意与步鑫生撇清关系。被免职之后的步鑫生，又陆续传出要成立“步鑫生开发公司”和生产“步鑫生牌衬衫”的消息，马胜利的“集团”和他的“马胜利牌餐巾纸”总难免让人和步鑫生这位迟暮人物牵扯在一起。虽然之前马胜利的确在大会中说过“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闹起改革来的”之类的话，但此时的马胜利却认为这只是“事有凑巧”，“改革是个探索，我们成立‘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也是个探索。”
1988年的马胜利已经完全取代了步鑫生成为新的改革偶像。但对这个偶像，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买他的账。前一年马胜利跑到杭州去“搞承包”，就不大成功。浙江人认为马胜利的优势大多只体现在体制上，如果浙江人有这个体制，同样能搞出名堂来，甚至还能比他干得更好。于是，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