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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票供应后，工商部门也发现一些并不需要买车的人，在单位登记领取车票后又去卖给车贩子从中获利。
这些人在1987年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倒爷”。北京市场也大抵如此，只要是市面上紧俏的商品，或者重要的生产资料，国营商店买不到的，在“倒爷”手上却都可以买到，只是价格贵了许多。这年的1～6月份，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就从这些“倒爷”手上查获了81？3万元倒卖的外汇，一万多公升的汽油票。
但“倒爷”的货是从哪里来的呢？一些记者调查发现，这并非是“倒爷”有什么通天的本领，而是他们与国营或集体企业内外勾结的结果。“倒爷”们往往用好处或回扣打通这些内部关节，把这些货弄到手。北京的一个粮食“倒爷”，居然能把几十万斤的粮食倒卖出北京，一家粮店就拿过“倒爷”好几千元的好处费。
东北的一位叫刘世奎的烟贩子，在和石家庄糖业烟酒公司的人混熟后，甚至冒充这家公司的采购员到北京朝阳区工贸公司采购香烟，但他自己不提货，而是让买主直接到这个公司的仓库拉货。这家公司的仓库就这样成了“倒爷”的私家仓库，至少在半年的时间里，无人过问这样的事情。
◇欢◇迎访◇问◇BOOK。◇
第48节：1987年时代的英雄（5）
甚至连主要用于出口的吉普车也有人倒卖。这种车在国内购买十分困难，而“倒爷”手上却有100辆以上的货源，这么紧缺的商品，漏洞自然还是在于内外勾结。
“倒爷”还分成“小倒爷”和“大倒爷”，1987年对他们的定义是，“小倒爷”是指从事非法倒卖活动的个体商贩，“大倒爷”则是指那些取得合法身份或者假冒合法身份，从事投机倒把活动的企业。此时“倒爷”的活动领域已涵盖几乎所有紧俏产品的销售领域。一些“倒爷”也颇有了一些财富，烟贩子刘世奎这一年的头五个月就获利五万元，并且还把一家五口都搬到了北京，高价租了一套房子，有了自己的一辆吉普车。还有一个21岁的女“倒爷”，从陕西押运一车冒牌的西凤酒到北京，价值三万多元，被工商部门没收后，她根本不予理会，从未过问过一声。这个女“倒爷”到底赚了多少这样的三万多元，谁也不知道。还有一个“倒爷”，更是骗了上千万元的贷款，经常出入豪华宾馆、酒店，还不只在一个宾馆包房，并且长期租用一辆小汽车。
“倒爷”的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假冒伪劣自然是违法，但“倒爷”倒卖的不少产品却是正货。批给他们这些货的正是那些国营单位中握有紧俏商品资源的人。并且，由于价格的双轨制，这些产品的国家定价和真正的市场价格之间差距甚大。如果都按国家定价销售，那些企业也很不情愿，因为根本无利可图。
但此时的中国社会，已完全不是保罗·马金迪九年前初来中国时那种“还没有任何堕落的现象”的中国了。外国记者在中国旅行时，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手提新式公事小皮箱的农民，这与他们眼中中国传统农民的形象大不相同。这些人高谈阔论的话题从飞机票、车票难买到走后门、送礼等等，还有一些让外国记者吃惊但显然他们却司空见惯的东西。难买的飞机票与车票，在这些人看来不成问题，只要出高价随时可以买到。他们也提到现在许多地方已经有妓女了，广州不用说，连昆明这样的城市也有。
在中国，以权谋私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成了公众默许的做法，各个机关单位都利用自身的资源自寻生财之道。学校办起了工厂、开起了旅馆，科研单位去做测试工作，京剧团则开起了迪斯科舞厅。这些做法有的也确实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活跃，但从公开的集体自谋“照顾”到个人的以权谋私，这个界限却是很容易逾越的。
有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但有限的果实，人人都想先据为己有，难免私风大炽。是年纽约《北美日报》的记者丁一记录下了一段列车上农民商人的谈话，使他大为困扰，但这也许就反映了彼时中国商业的另外一面：
“要办什么事，不送礼是不行的。”
——怎么送法呢？
“如果是熟人，就早有默契。如果是初次见面，就晚上到家里去。”
——送什么呢？
“以前是高档礼品，现在就干脆送钱。”
——送多少，怎么说出口呢？
“一般是交易的10％。有时也要讨价还价一下。现在什么单位都有奖金，我们也就是商议奖金多少。一年几千元的交易，就是几百元。这比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可高得多了。”
1988年峻岭与深谷之间
8年后，米尔顿·弗里德曼再次造访中国。这一年的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与“美国总统自由勋章”。也正是在这一年，他与妻子罗斯的婚姻走到了第50个年头，在厄瓜多尔，家人们为弗里德曼夫妇庆祝了金婚纪念日。
在1980年，中国人老式单调的灰咔叽布服装、灰暗肮脏的制服曾让弗里德曼留下深刻的印象。但1988年已经不是这样的景象，街上服装的色彩和多样化显露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明显迹象。由改革带来的最初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农业上，效果十分明显，既提高了农业产量，也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到1988年，改革已经影响到了城市，虽然还没有对国营企业产生任何程度的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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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1987年时代的英雄（6）
在弗里德曼眼里，1988年的中国已经明显不同于1980年，那时候自由市场上卖的几乎全是食品，但现在，不仅有食品，还有各种服装与小商品。在上海，一个批发市场把成包的纽扣卖给生产服装的小型私营企业。同样，许多村庄已经从完全依靠农业生产转化为主要通过当地小型企业获得大部分收入。弗里德曼注意到，此时自由的思想也在发展，人们的谈话已经涉及广泛的话题。
在被弗里德曼夫妇称呼为“Steven”的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的安排下，弗里德曼在中国有了一次“最增长见识又非常有趣的旅行”，并且在上海出席了卡托研究所的一次研讨会，主题是“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与前景”。彼时最为关注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在上海，弗里德曼在和官方的交流中强调了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化，以及彻底私有化的重要性，但他得到的答复是“政治上的困难”。
在卡托研讨会上弗里德曼第一个发言，题目是《将市场运用于社会发展》。这实际上是弗里德曼八年前在北京一个演讲的翻版，不过他也并不是重复八年前所讲，而是将它扩展，加上了对一些问题的讨论。弗里德曼在发言中说：“计划经济改革有利有弊，但是没有无痛苦地将计划经济转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灵丹妙药。尽管如此，如果转变成功，潜在的回报是巨大的，转化过程中的代价，相比之下微乎其微。”
在上海，弗里德曼与其他一些与会者被安排了一次上海市区的游览。弗里德曼最感兴趣的是购物，他问导游如何区分个体商店和国营商店。导游的回答很简单：“在个体商店，他们真的想卖东西给你。在国营商店，他们无所谓，售货员就站在那里。”
在北京，弗里德曼被安排对200多名经过挑选的政府官员演讲，其中很多人是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的。弗里德曼继续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性，然后花了更多的时间讨论此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个问题——通货膨胀和双轨制价格体系。这次活动让弗里德曼备受鼓舞，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比八年前他在北京被问及的问题更深远、更勇敢也更具有探索性。八年前，在北京曾经有一位即将要出国的副部长问弗里德曼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这个问题让弗里德曼和他的太太罗斯吓了一跳，因为在美国，无论一个人多么不懂经济学也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八年后，在上海已经有学生可以用熟练的英语向他提问了。这些学生中的不少人有弗里德曼的中文译本著作，有些还是英文版的。他们甚至把弗里德曼团团围住，并请他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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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峻岭与深谷之间（1）
峻岭与深谷之间
步鑫生的辉煌在这一年已经走到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