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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鸿英的《中国见闻》描述了这些“巨大变化”。
正如廖鸿英在青年时代所见，中国农民有着长期苦难的历史：他们是剥削制度的受害者，既受到本国苛捐杂税的剥削，也受到外国人的剥削。这一如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1920年所言：“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计划，逐步实现合作化，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在廖鸿英眼里，是“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提高了他们的主动性”。然而这也不是没有问题，“虽然这许多改变使农民富裕起来了，但人们在一个生产小组里面工作，这就使得人们宁愿依赖集体而不愿更多地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对于生产责任制，廖鸿英的理解是，一家包干一块地，负责提供定额的粮食、林木、鱼虾，“他们可以在公社计划的范围内自行制订自己的生产计划了”。
这位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否定了这是“又回到了过去的个体耕作制”的观点。因为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的，任何人都不能出售或购买别人的土地。责任制，“不论对一个生产队，一个家庭或对某个个人来说，都只会起到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作用，其目的无非是提高劳动效率和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分工负责’和‘个人耕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是不应加以混淆的”。
现在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了，自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富裕起来了，家庭的收入在增加，新建的住宅一座接一座地落成。商店里挤着满满的农村妇女，“她们还嫌东西太少了呢！”“自由市场”现在出现在中国街道的两边，农民出售他们的产品，虽然价格略高于国营商店，但是东西很多，品种齐全，不用排队。
但是廖鸿英也注意到了“竞争”问题。比较富裕的农业生产单位现在开始派人进城，用比在城里高得多的工资去招聘技术人员。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她看来出在个体户，由于他们认为生产越多越好，于是，就把原本应该上学的孩子留在地里帮助大人干活，以致荒废了他们的学业。更为难以解决的还有计划生育问题，许多农民仍然受到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总想要个男孩子。
在政府管理机构方面，也有不少问题。过去的一年，就是以对中央政府管理机构的改革和精简整编以及打击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为标志的一年。经济资源的浪费、政府部门工作缺乏效率和官僚主义的滋长，这些病害可以说渗透到了全国。报纸上经常刊登读者来信，甚至有读者引证毛泽东在1942年关于精简机构以加强军队战斗力的文章来说明精简机构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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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1983年“中国式的”（2）
另一些领导人则提到了李世民，这位皇帝在位23年，在位时间与其他皇帝比起来并不算长，但他坚决地精简了行政机构，重用了干练的大臣，而且从谏如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
邓小平也强调要大力精简机构。在1982年3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改革国务院的建议：以2名副总理代替原来的13名副总理，以52个部、委、局代替原来的98个部、委、局。工作人员则从49 000人减为32 000人。“全国人民都高兴地看到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一步步地实行改革”。
眼下，道德问题正在引起更多中国人的重视。在廖鸿英看来，1983年一些20来岁的年轻人问题很大，因为“这些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前一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文明礼貌月”活动，让廖鸿英觉得，“文革”期间那种千百万人像野马一样，“整天不干活搞破坏”的现象已经不见了，“在‘社会主义文明月’中，对店员们、顾客们、骑车的、开车的、走路的，无不通过宣传工具敦促他们讲究礼貌和助人为乐”。至少在廖鸿英教书的那个大学，她看到每周五下课后和星期六那天，身体好的老师、行政人员和同学们都去打扫卫生，吐痰的人大大减少了。有些城市的小学生也参加维持街道秩序，当看见有人吐痰时就叫住他们搞干净再走。人们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民主与法制的时期，每个人都要改进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过近藤龙夫（前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看到的就和廖鸿英不同。他在1983年努力捕捉和他在1981年访华时看到的不同的景象。尽管他觉得“开放”政策已经成为不变的潮流方向，但是北京“整座城市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汽车照旧无所顾忌地大按喇叭，大批的自行车也依然无秩序地骑来骑去。近藤龙夫甚至还在北京看到警察和市民吵架，旁边围着一堆人的场景。尽管他努力观察，试图发现店员的服务因为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而变好了，但是，这方面的变化在他看来，是“不值一提”的。
廖鸿英认同中国把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发展方面，但她同时也不认为党“忽视了政治”。相反的，廖鸿英引用列宁的观点在《中国见闻》中写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现在全国正忙于举行各种会议和专题会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位女性，廖鸿英自然关注妇女的地位在这个年代的变化趋势。在社会主义中国，毕业生照例能分到一份工作，但是某些机构却更愿意要男学生而不是女学生，虽然她发现女学生要比男学生更加用功。这让早年就憎恶剑桥大学不授予女性完整学位的她认为是一种歧视，“这种歧视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足为怪，但真不愿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有这种现象。”
廖鸿英注意到，杂志和日历的封面到处印上美女的图像一事也引起了各方面的抗议，“难道不能用女英雄来代替美女吗？”“为什么不登卓越的工人农民或在工作中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妇女们的相片呢？”妇女们则指责出版社侮辱女性。廖鸿英写道：“当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委员会以及生产队中都不乏负责的杰出妇女的事例，在许多情况下，妇女的成就往往超出她们的男性伙伴。说到底，还是一个政治觉悟问题。”
不过这年的确有些优秀女性的照片上了报纸。如果廖鸿英注意到，定会欢欣鼓舞。吉林的曹兰英就是这样一位贤能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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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改革者（1）
改革者
1983年的春节刚过，吉林市的《江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登了一张“招贤榜”：船营区服装厂急需贤能，凡能在一年内实现产值120万元、利润1万元者，工资晋升一级，发奖金500元。
尽管也有人跃跃欲试，不过，当地工业局列举的数字却很不让人乐观：全厂127名工人，有40多名是退休的；贷款有29？2万元之多，另外还欠着16？8万元的外债；工人已经5个月没有领薪水了，逢年过节则是由区工业局借钱给困难职工，这些职工要报销的医药费、托儿费单据还有一厚叠；厂长在过去几年，一连换了6任。
在这个厂工作，几乎无班可上，工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聊天、睡觉、打牌、下棋、织毛衣……他们几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没有人管。甚至偷窃行为也时有发生，仓库里丢了东西，有时候反而要公安局抓住小偷之后反过来向他们“报案”。
一些想应试的人直接去了厂里一看究竟。这个厂让这些应试者望而却步：一大堆的垃圾和炉灰横亘在院中，散发着臭气，存料大棚也是歪歪斜斜。车间的机器上也都是灰尘，甚至墙角还结了许多蜘蛛网。
没有人敢来揭这“榜”。于是，当地的副区长找到曹兰英，要她来担当这个工作。曹兰英是年42岁，是吉林市汽车轴瓦厂和棉毛针织厂两个厂的厂长。几年前，她就有拯救濒临倒闭企业的经验。曹兰英有着非常敏锐的商业直觉，在轴瓦厂的时候，她就决定转产服装，并且带着几个科长一起到处去推销，生意非常好。
这年春节过后，曹兰英终于在船营区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