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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干个体，个体户长不了”。湖南省的一个县工商局更是干脆直接发了文件，将个体工商户的营业许可证全部收回。
个体户申请开业的关卡也如同“迷宫”，他们要经过居委会、派出所、街道服务公司、区生活服务公司、交通中队、交通大队、卫生防疫站、绿化部门、城建部门等众多的机构同意，最后才能拿到工商局发的营业执照。这样算起来，个体户要领张证差不多要过十关，最快的也要两三个月，慢一点的甚至要一年。内蒙古的一个年轻人自学了照相技术，想做个体户，从前一年的3月开始就先后四次到离他住所300多里的旗工商局申请开业，却一直被拖延着不批。得到的答复是光有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工商所和家长工作单位盖章还不行，还得镇商业局盖章同意。但是商业局又怕这个年轻人抢他们生意，迟迟不肯盖章。这样，虽然历时一年多，也往返了几千里，这个年轻人想当个体户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
这一年尽管报刊上始终在说“要搞活经济”，但一些人却不难嗅出背后的其他一些味道。这些“搞活经济”往往被加上“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定语，并且也明文写着“坚决打击违法乱纪行为”。“打击投机倒把”在这一年也经常被提及。
薛暮桥在这一年写了一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文章，就有着典型过渡期的风格。文章尽管也肯定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但仍对“计划”的重要性念念不忘。
农村中由于广泛存在集体所有制，计划管理的形式更为复杂。我们对重要农产品的计划管理，过去主要通过价格政策，这是指导性的计划。在许多重要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条件下，为着保证完成某些重要的农产品的收购任务，除价格政策外，我们还实行征购（如粮食）、统购（如棉花）、派购（如猪、蛋）等办法，这是指令性的计划管理方法，即在经济手段以外再加上行政手段。只有在供需平衡或者供过于求的时候，才能逐步改变这种办法。以财务价格政策来谋求供需的平衡，只要价格是由国家规定的，是计划价格，而且绝大部分产品是由国家指定的机构来统一收购，就仍然属于计划管理的范围。只有国家不规定价格的三类农副产品，和国家准许在集市贸易和城市农副产品市场销售的产品，才属于市场调节。国营商业对农民议购农副产品，这在目前还是计划收购的必要补充。但议购范围必须严格控制，以免冲击国家的收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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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个体户的困顿（2）
按照上述划分，我国各类产品的生产和交换，绝大部分受计划管理，市场调节只起辅助作用。应当指出，我们在实行计划管理的时候，必须运用价值规律。我们的消费品都要通过市场来进行交换，让消费者自由选购，生产资料的相当大一部分也要通过市场来交换。经济工作人员（包括计划工作人员在内）必须经常调研市场的情况。把市场调研同计划调节并列起来，不认识计划管理是主体，是错误的；认为计划管理可以不研究市场的作用，甚至把利用市场的作用当做资本主义自由化，同样是错误的。要改变至今还没有完全消灭的产需脱节现象，就必须继续深入研究市场情况的变化，进行市场预测，在发现我们的生产不符合于市场需要的时候，及时修改生产和并购计划，调整计划价格。
……
正确处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是我们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过去一段时间，我们适当扩大了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在计划管理中注意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三年来的经验证明，这些改革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为使这些改革发挥积极作用，防止消极作用，我们必须加强计划管理，善于利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来管理经济，并加强经济立法，加强工商管理局和海关的监督检查。
但是，民众并不关心这些艰涩的理论，他们关心的是生计。这年的某一天，冯爱倩，这位41岁的义乌妇女冲进了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的办公室拍起了桌子，她说“为什么老是赶我们？”“我没工作，但要吃饭，不摆摊我吃什么？”在这个“打击投机倒把”的大环境中，冯爱倩的小货篮刚刚被工商管理人员收走。冯爱倩没有想到的是，这一闹，却揭开了义乌的辉煌传奇。
198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大大超过了预期的“争五保四”。不管怎么说，在各个方面，中国都在进步，香港的《中报》在这年年底“遥从海外数中原”，盛赞“1982年是中国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就在不久前结束的亚运会上，中国第一次以61枚金牌、51枚银牌和41枚铜牌的佳绩超过日本成为亚洲体坛的新霸主。是年在女排上一年夺冠的鼓舞下，中国掀起了排球热，学生们都争着学打排球。不过，正在播放的日本连续剧《排球女将》也功不可没，年轻人打排球时经常喊着的“晴空霹雳”、“流星火球”、“流星赶月”可都是电视剧中女主角的本领。这甚至害得当时有人担心伟大的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交手时，日本人会使出剧中女主角小鹿纯子的绝技“晴空霹雳”。多年以后，著名广告人叶茂中写道：“《排球女将》影响了我以及周围朋友的一生。”有这样情结的人还不止叶茂中一个，到21世纪，马云甚至还会把他少时的偶像“小鹿纯子”请到中国，为他的阿里巴巴团队打气。
1980年采访过北京第一个个体户刘桂仙的合众国际社记者龙布乐这年注意到：“7月1日等待着500万普查人员去完成的任务，在规模上是前所未有的：统计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大约十亿人口。”在这一年，中国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人口普查，官方日后公布的数字是1 031 882 5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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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1983年“中国式的”（1）
1983年“中国式的”
从1959年开始，廖鸿英曾先后七次回到中国。她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英籍华人、英中了解协会副会长德里克·班以安（Derek Bryan）的夫人。1983年，她用英文写下了一篇长文《中国见闻》。
廖鸿英曾于1927年进入燕京大学学习，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廖鸿英后来也曾到过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但由于当时剑桥不向女性授予完整学位，她转向牛津攻读生物科学专业，并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英国女化学家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结为好友。廖鸿英此后是中国研究胰岛素的先驱之一。在英国期间，她还和英国著名科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相识。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委派，在重庆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时，廖鸿英便是合作馆的秘书长、李约瑟的主要助手，为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创作提供过不少帮助。
廖鸿英的丈夫班以安曾经长期担任英中了解协会的副会长，在外交官任内经历了新旧中国政权的转变。班以安先后在中国的福州、南京、广州、桂林、成都、澳门等地的英国领事馆供职。1943年，他在赴中国西北考察途中，乘坐的汽车抛了锚，不得不向附近人家求援，在那里，他第一次感到了中国老百姓对国民党军队的厌恶和对共产党军队的欢迎。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也正是在那次考察途中，他邂逅了未来的夫人廖鸿英，结下了与中国的半世情缘。国共战争期间，尽管国共两党实力悬殊，但他始终认为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得人心者得天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班以安留守在南京英国使馆。1949~1951年，班以安作为三名代表之一来到北京参加中英建交谈判，并由此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一周年的活动，亲身感受到“新中国”在短短一年间发生的变化。1951年班以安回国休假。然而，当他宣传“新中国”的变化时，却受到了“亲华”的指责，并因此不能再去中国工作。班以安最终离开了英国外交部。此后，他参加过英中友好协会，后又创办英中了解协会，并通过译书、写作、讲学等方式介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他和夫人廖鸿英在中国各地讲学，亲身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廖鸿英的《中国见闻》描述了这些“巨大变化”。
正如廖鸿英在青年时代所见，中国农民有着